郭志飞||，职场纪事之十：轶事几则

 职场纪事之十：轶事几则文/郭志飞

工宣队糗事

1974年古会正月二十五刚过，我到“城关七年制学校”当了一名代课教员。

县城七年制学校，文革前是一所完全小学，校址在东关最大的一家杨姓财主大宅院。新政权建立，杨家流亡内蒙，宅院归了公家，杨家宅院办起了完全小学。因为宅院所在的地方叫做庙梁，习惯上就把这所完全小学称作“庙梁完小”。文革之后，教育改革，学制缩短，完小变成了“七年制学校”，全名叫做“城关七年制学校”（一至五年级属于小学，六、七年级属于初中）。学校分给我的任务是六年级一班、二班数学，兼六年级四个班的地理。每月工资18元，每周上课六天，每天上课4个课时，每周24个课时，每课时0.75元人民币。

校长刘进春，林遮峪人氏，晋绥二中毕业，个子不高，带着度数很高的眼镜，面孔黧黑，微微发胖。看上去算不上儒雅，但是人很善良，无论开会还是平时交流，更像是一个忠厚长者，给人一种心底的信任感。大概半年之后，校长换成了郭子文。郭子文，牙前塔人氏，五寨师范毕业，中等身材，慢条斯理的笑脸迎人，看上去有点拖沓，但是内心很清晰，立场不含糊。

学校有校长，校长负责制，但是当时真正掌权的是“工宣队”。学校工宣队两个人，一个姓赵，机械厂工人，一个姓雷，煤矿工人。老赵，人们背地里称呼“赵列子”。教师开会，工宣队要念文件或者两报一刊社论。有好多次，老赵把“举例子”念成“举列子”，于是有人就给了一个诨号“赵列子”。当是正值批判孔孟之道，人们附会孔子、孟子，赵列子省掉赵，就成“列子”了。列子，列御寇，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这个名讳也不至于很辱没老赵吧。老雷满脸皱纹，嘴吻部分有点突出，于是有人背地里就开始称呼“雷公”。雷公称呼起来节奏感不明显，有的人在雷公后面又加了一个“公”，称呼为“雷公公”。这个“雷公公”称呼中是否包含明朝东厂西厂内厂宦官特有的侦查、告密、监督的含义，人们不知道。

工宣队在学校所有事都管，教学业务要管，后勤事务要管，老师调配要管，学生纪律要管，更有甚者，老师们的个人生活也要管。有一次，老雷找我谈话，我感到奇怪。我是一个临时加临时的“代课教员”，每月挣18元，既不正式也不民办，没有身份，没有编制，找我做什么？带着疑虑，我见到了老雷。老雷快人快语，说，今天晚上“捉奸”，你和我们一起去。我愕然。我踹踹的问，“谁”？老雷没有正面回答，“就是那谁和谁搞破鞋，你没有听说？”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可以参加，老雷似乎要一锤定音。我说，我没有结婚，这种男女的事情我不参加。由于我的态度坚决老雷最终没有坚持，只是说，不要说出去，要保密。我答应，这个底线我知道。过了两三天，老师们悄悄议论，说是工宣队捉奸，蹲守了两个晚上，不仅没有捉住，反而被人家发现，挨了一顿臭骂。我暗自庆幸，如果我也参加，与“那谁和谁”见面岂不是很尴尬。

什么是“工宣队”？1966年大革命首先在学校爆发，造反夺权最后演变为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武斗造成的流血死人令人心惊胆战，武斗导致的社会动乱和混乱也影响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部署。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7月27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0000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等北京各大专院校，收缴武斗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接管学校领导权，工宣队在学生造反之后走上历史大校场。首都做榜样，全国紧跟着效仿，一时间，“工宣队”成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角，昔日的学生造反派被“上山下乡”或者被招工到了厂矿。之后不久，“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也以同样的方式更为严肃的格局开进了全国各地各学校各机关。造反派出局，学生上山下乡，工宣队军宣队上场。人们原来以为，工宣队、军宣队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恢复秩序的暂时办法，但是1973年上面又有一条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样，暂时的成为长期的，权宜的成为永久的，有了五年历史的工宣队堂而皇之的成为学校永远的领导。我1974年到城关七年制学校，这个时点，正是“工宣队”高举令箭执掌学校的黄金时期。

挂钩款

教了一年书，1975年夏天，东关古会“六月六”前一天，生产队两个社员到县城“东关”办事，捎给我一张纸条子。纸条子是从学生作业本子上撕下来的，字体刚劲，似曾见过。写着：“郭志飞 经研究，你务必于本月底回村劳动，如不回村劳动，每天交生产队6元挂钩款。”落款“牙前塔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 75.7.10”，

看着这张纸条子，我心里充满了惶恐和忧虑。

透过这张泛着...的纸条子，我仿佛看到了土改运动中曾祖公被反捆双臂碳火笼烘烤的场面；仿佛看到了土改运动中贫农会写给远在五寨晋绥贸易二分局工作的祖父勒令回村接受贫农会斗争的信笺；仿佛看到了文革中脖子上挂着“走资派”的祖父站在台子上被批判的场面；仿佛看到了文革初起造反派在我家祖宅大门上贴出的“勒令”腾出祖宅的大字报。既往的场面如新，看着纸条子，我感到莫名的惶恐甚至恐怖。看着纸条子上6元挂钩款字样，我心里不由得计算着。每天6元，一个月就是180，我教书每月挣18元，仅是挂钩款的十分之一，这个挂钩款怎么可以交得上？我感到忧虑。惶恐加上忧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东方未白，我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辞掉教书营生，回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教书一年多，就遭遇滑铁卢。

“挂钩款”纸条子动议是谁？决定是谁？操刀是谁？这些细节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清楚，纸条子是七十年代的东西，来源还在土改运动中订上的“地主”标签。曾祖土改时被定成“地主”，1954年正月逝世，他没有给后代留下土地，没有留下财产，但是却留下了“地主”标签。这个标签祖父继承了，父亲继承了，我又继承了。生产队所以给我写出通牒，根源就是这个标签。一张纸条子，在我们那个生产队绝无仅有，空前绝后。

什么叫做“挂钩款”？多年来我一直想这个词。查词典，没有解释，查百度，云里雾里不着边际。和那个时段的朋友交流，大致解释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社员是生产队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做什么？在那里做？不是劳动力自己说了算，而是生产队说了算。在这样的框架中，劳动力没有选择做什么、在那里做的权利。但是总有一些代代传承的“匠艺人”，一方面，这些匠艺人想出去挣点活钱，另一方面，周边村子也需要这样的匠艺人，修修补补。于是，有的匠艺人就走出去，做些木匠、铁匠、泥瓦匠、毛毛匠等营生。做营生挣的是活钱，但是，这个活钱不能全部属于匠艺人，必须拿出一部分交回生产队。交给生产队的钱就是“挂钩款”。挂钩款数额没有一定，但是最多是一天1.2元。匠艺人交生产队1.2元，生产队记一个大寨工。生产队给我那张纸条子上要我交回每天6元钱挂钩款，在当时是天价，周边几个公社几十个生产队绝无仅有。很明显，6元挂钩款具有惩罚性质。不仅数额具有惩罚性，把代课老师当做“匠艺人”同样具有惩罚性。惩罚的标的还是曾祖公遗留下来的那个标签。

孙神仙，大名孙怀珍，本县人。七十年代初孙怀珍被生产队指派到天桥水电厂建设工地当民工，每天九毛钱三顿饭一个大寨工。1978年水电厂完工投入运行，陕西山西两省十来个县的民工各回各家，孙怀珍也离开了工地。不甘于回村联产承包向土地要生活，孙怀珍收拾了一套修鞋工具，开始在城镇人群聚集处摆摊修鞋。

不知什么时候孙怀珍开始给人“看病”。开始时怎么看病，我不知道，但是看病的声名越来越大确是事实，由此而渐渐有了“孙神仙”的江湖名。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我的领导知道了孙神仙，并且要我查访这个人。县城很小，很快有了结果：孙神仙赁房居住在我一个朋友的房子里，而且距离我的住处很近。很快，孙神仙得到了我的领导的邀请，孙神仙由此从江湖从民间走进了官府，走进了官员的生活。

孙神仙不是中医，不望闻问切，也不辨证施治开方扎针。孙神仙不是西医，不听不扣，不用西药。孙神仙也不是神巫，既不像三仙姑样顶神圣，搞神仙附体，也不像传说中的神仙念念有词挥毫做法。孙神仙看病有自己的一套做法。给人看病，只用一张白纸。不问病情，不用介绍，双手撑着一张白纸把病人上下一照，病情便知。还是这张白纸，放在桌上，然后拿一支钢笔，用劲在纸上猛戳几下开始写字。孙神仙写的字谁也认不得。我多次仔细看过孙神仙写下的字，类似藏文和满文，但是不是藏文满文，看似有规律，实际上没有规律。我有一本《世界的语言》，里面有世界上大多数语文的书写标本，我仔细对照过，也没有找到一种相似的文字。我好几次问过孙神仙，怎么读？他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有了病情就要治疗，孙神仙治疗没有固定的办法，没有固定的药物，总是随手取材。我舅舅离休之后得了末梢神经炎，脚趾疼痛，影响站立行走。到过京城，到过省城，看过中医，看过西医，效果不明显。知道保德有个孙神仙后，专程从外地回到保德，要我带他去看病。孙神仙知道是我的舅舅，看的很认真。白纸从上到下照了几次，然后在白纸上密密麻麻写了一大篇。用什么药呢？孙神仙出院子里转了一圈，不知从哪里截取了一段不足5公分直径不到1公分的干树枝，对我说，分成七次煎汤。长度不足5公分直径不到1公分的树枝子还要分成七次，真难为煎药的妗妗了。还有一个县委书记专程来到保德，找孙神仙看病。领导让我全程接待。还是一张白纸和几行谁也认不得钢笔字，然后给了几十颗类似黄芥子的颗粒，每天7粒泡茶喝。哪位书记凝视着泡在水杯中的7粒颗粒，问我“能治病？”，我说“不知道，也许吧。”。

孙神仙真正令人折服的是两件事，一件是用刀子动手术不出血，一件是治疗骨折不打钢钉，不绑石膏，也不用小夹板固定，只是用手摸一摸。有一次，在领导办公室，孙神仙给一个科级干部做手术。手术部位在面颊部，究竟是头颅手术还是眼科手术，不知道。双层白色纱布覆盖全脸，孙神仙拿着一把刀具，七八寸长，刃部很尖，和医院外科使用的手术刀完全不同。我离的较远，细节看不清楚。10来分钟后，孙神仙说，做好了。做手术的病人安座在椅子上，沿着眼部围了一圈纱布。检点覆盖脸面的纱布和手术用的刀具，确实没有血迹。但是开刀的部位在哪里，我没有看清楚。有一个科级干部孙女出生时股骨骨折，医院的医生用薄薄的小夹板固定，医嘱说，对位对线良好，小孩子发育快，一个月就可以恢复，不会有后遗症。出院回家，看到刚出生的孙女腿上绑着夹板绷带，有点不忍，找到孙神仙。孙神仙看了看，撕开绷带，去了夹板，摸了摸，说是行了。但是第二天，小孩的大腿部位又折成一个钩子。没有小夹板的固定，肌肉抽搐，没有愈合的股骨又恢复了折断的状态。家人看看不行，又找来医院医生，重新固定绑扎。医生说，再弄开这条腿就报废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孙神仙的声名越来越高越来越远。周边县的人知道了，地区的领导知道了，省里的领导也知道了。

1990年2月一天，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我带着孙神仙到忻州给地委副书记的儿子看病。到了书记家，我在客厅，孙神仙被带进一间卧室。因为在书记家里，我不敢随意走动，只是坐在沙发上等待。每天中午，书记家的保姆给我们做一顿饭，四菜一汤，伙食不错。大概第四天，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一张病历纸，上面清清楚楚写着食道癌术后。晚上回到宾馆，我问孙神仙：“什么病？”回答“不知道，面色苍白，骨瘦如柴。”我说“可能是癌症做了手术。”孙神仙“哦”了一声。我接着说“你有把握就继续看，不行就撤出来吧。”孙说，好吧，再等一两天。大概在七八天头上，孙神仙和我说，交代清楚了，咱们回吧。至于病看的怎样，孙神仙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问。

有一次，我陪领导到了太原，准备见管农业的副省长，汇报扶贫贷款建设的工厂情况，再要一些贷款。联系两天，没有结果。突然有人建议说，孙神仙全家已经搬到太原居住，和省里领导关系很硬。于是领导联系了孙神仙，孙神仙慨然允诺，让我们就在山西饭店等着。很快副省长的车就进了饭店院子。在山西饭店一个小而精致的餐厅见到了副省长，吃饭时顺便汇报了扶贫贷款建设的两个厂子还有资金缺口的情况。副省长很痛快，说你们的情况大概了解，材料给我，尽力帮你们解决。事情圆满解决，皆大欢喜。

还有一次，我陪领导到太原，亦公亦私，准备见见管组织的副书记。还是孙神仙有办法，说副书记很忙，先见见副书记夫人。在省经委的一间办公室，见到了副书记夫人，很快就约好了见副书记的时间。如愿以偿。见到了副书记，谈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又一次见识了孙神仙神通广大。古书上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几年过去，孙神仙必须刮目相看。

后来听人说，孙神仙不仅看病，还写毛笔字画国画，写的字条子画的老虎也很值钱。有一次到太原，我打电话联系了孙神仙。老孙说你来家吧。在老孙家的书房看到了写字作画的摊仗，硕大的桌子，铺着羊毛毡，挂毛笔的架子，盛墨汁的砚台，各种大小的宣纸，浓烈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老孙知道我的来意，说现成的有两种，你看看。一种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用小楷书写，字体仅仅筷头大小，一笔不苟，没有点功夫真还不行。一种是大字书写的唐太宗问许敬宗的一段话，楷书，字体工整，有点颜体的样子，但是描画的痕迹很明显。我说两张都喜欢，老孙说都给你。至于老孙画的老虎，我不好意思说，老孙也没有说给我，有点惋惜。我知道老孙没有上过学，有意无意我问老孙，那里学的书法？老孙说，他小的时候在神木县的二郎山庙里打过杂，书法是向一个老和尚学的。究竟怎样，真的说不清。

前几年听说孙神仙在五台山圆寂了，圆寂的有点神秘。朋友告诉我，一个长治的朋友到太原找到孙神仙，孙神仙提出让这位朋友开车送他上一趟五台山。到了五台山，刚刚入住宾馆，老孙坐在椅子上就静静的闭上了眼睛。人们说，老孙知道自己的归宿，选择五台山是有大佛缘的。也许。

职称闹剧

1991年2月底，我奉命到忻州落实薄县长的职称评审相关事宜。薄的越级评审高级经济师的材料春节前已经提交地区经济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我此行的任务就是等待地区经济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开会。3月2日，地区中评委终于召开春节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议题就是审核报送省里的高级经济师材料。那天，我早早来到地区经委会议室（地区经济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设在地区经委）外等候。一直到10点多，会议室很平静，进进出出的人不断带出消息：某某已经通过，某某正在念材料，某某正在表决┈┈我知道薄县长的评审没有悬念，因为地区经济系列中评委薄主任和薄县长是近支本家，这个后门足够硬朗。所以，我就窝在经委办公室和几位同志闲聊。10点半左右，楼道内突然一片喧哗，我赶出去一看，只见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楼道转角处正在撕扯对打，打斗中互相抓扯着对方的衣服，嘴里不停地叫嚷。男的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由于激动，脸足的通红，脖颈上的血管清晰可见。女的中等身材，虽然不是很富态但是可以算是丰满。脸色不红，甚至有点发黄，烫过的头发凌乱不堪，很像一个废弃的鸟窝，看不清理发师当时造的什么型。打架的镜头我没有看到，我赶过去看到的情况是正在互相撕扯。男的左手攥着女的右肩膀，把女的抵在墙角，女的左手凭空挥舞，试图击打男的，但是由于手臂不够长度，一直没有得逞。撕扯中两人对骂，口音是忻定土话，一直听不清楚。尽管不清楚，一些通用的詈词还是可以分辨出来。楼道本来不宽，挤满了围观的人。有的冷眼旁观，有的喝彩起哄，也有个别人惺惺作态说些不痛不痒的劝词。我有点诧异：是什么人如此放肆，在政府机关楼里打架？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打架的一方叫阎明德，地区建材局的副局长，另一方叫边凤玲，是地区中评委的副主任。缘由是阎明德认为边凤玲有意在阎的职称评审中为难卡壳。打架持续了10多分钟，当天的会议因此中断，审核通过的不算数，未审核的当然更不算数。薄县长的当然也不算数。

打架之后，我只能等待，等待最终也没有结果。闫明德和边凤玲打架闹剧之后，地区经济系列职称评定停顿下来，几个月之后，这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运动式的职称评定工作也取消了，代之以考试评定。再后来实行评聘分离，即使你通过考试有了职称，但是没有聘任，依然领不到职称工资。而聘任又设定了岗位指标，要聘任需要有指标，指标有岗位限定。如此，评职称、考职称就没有开始那样的诱惑了。

技术职称由来已久，文革之前就有工程师、教授、医师等职称。文革开始翻天覆地一切推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继学历之后职称大红大紫。在学校医院研究机构职称评定之后，职称泛滥开来。三教九流五行八门，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开始评定职称。经济师，农经师、政工师等等行当应用而生，结果是技术职称脱离了技术内核而泛滥开来。泛滥的结果不仅脱离了技术职称的框架，也衍生出不少社会奇葩。地区中评委打架就是例证。

谁来当厂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县里的几个国营工厂每况愈下，但是厂长这个行当还是很抢手。1994年1月份，县第二水泥厂韩厂长调到地区云母材料厂，二水泥厂厂长出缺。厂长出缺，谁来递补？一时间舆论异常热闹。二水泥厂是国营企业，谁去当厂长，挂上钩的部门都想管。经委想管，副县长想管，县长想管，县委想管，想管的部门多了，就需要折中妥协。于是县委发文件，专门设立了一个“企业领导组”，县长当组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当副组长，经委、组织部、人事局、企工委等部门领导当组员。有了组织，又设定了程序：自愿报名，公开演讲，组织考察，领导组确定。

2月下旬报名，10个人进入圈子。10个人分三类：经委副主任、企业厂长副厂长、县级科级机关单位领导。3月2日，10名竞争者在水泥厂会议室进行演讲，演讲程序中增加了评委打分一项。评委由领导组成员和纪委、企业工委、工会、人大、政协等部门的领导，阵容非常强大。10人演讲，3人胜出。三个人各有来头，一人与原厂长长期合作，一人与副县长同学，一人与副书记同学。三个选一个，3月4日领导组再次投票，结果王跃东胜出当上了厂长。

王跃东是建设二水泥厂设计和施工人员，虽然没有副厂长名号，实际上是原厂长的重要助手。王跃东在10名竞争者之中披荆斩棘脱颖而出，主要得力于县长。王跃东虽然如愿当上了厂长，但是舆论不买账。尽管不知道其中是否有利益输送，普遍看法是王跃东不是当厂长最合适的人选。王跃东当厂长，经委系统有议论，社会各界也有议论。但是议论归议论，厂长还是当上了。面对舆论，县委书记有点坐不住。3月30日，县里召开经济工作会，参加会议的有经委系统副厂长以上领导，涉工部门领导，共100多人。会上县委书记周振华讲了一通话，说到二水泥厂工作，周振华突然站起来大声说：“谁是王跃东，站起来，我认识一下。”刚刚轰轰烈烈产生的厂长，县委书记能不认识？保德是一个小地方，干部之间很少不认识的，而且王跃东为了当厂长多次找过周振华，现在说不认识，不是瞒天过海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是参会大家共同的看法。虽然如此，周振华这一举动还是有意义的。意义就在于洗刷了自己，最起码没有拿钱。如果不是这样，王跃东不依，主持这件事的县长也不依。

王跃东当了厂长，但是二水泥厂的问题没有解决。由于建设资金不足，设计的生产能力没有达到，继续投入缺乏资金，组织生产没有流动资金，王跃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维系维持，终于在两年之后离厂出走，从此没有了音信。厂长走了，企业关闭了。无奈之下，县政府指定了一名副厂长留守看大门直到被租赁收购。

2002年元旦刚过，县委启动了乡镇书记乡镇长调整工作。这是一次棘手的干部调整。刚刚完成的撤乡并镇，原来的20个乡镇建制合并成13个，正科副科干部突然剩余了50多人。这50多个正副科干部需要一个出口。现任乡镇班子是1997年春天配齐的，历时既久，已经不堪差遣，不能提拔使用也亟需调换岗位。基于这两方面因素，县委启动了这轮乡镇书记乡镇长调整工作。乡镇干部调整，事关全县干部全局，历来是推磨式干部调整的元点。正科干部当上乡镇书记乡镇长就进入县级干部提拔的轨道。一般干部，包括乡镇干部和县级机关干部当上副乡长副书记，就有了进一步提拔的希望。一个书记出缺，一个乡长就可以提拔到书记岗位上，乡长的空缺就可以由副书记副乡长递补上去，副书记副乡长的空缺就可以由普通干部递补上去。普通干部空出来的重要岗位就可以由一般干部填空。所以，乡镇干部调整既是县委选任封疆大吏的大事，也是朝野关注的热点。调整乡镇干部，历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平衡法，看资历看背景看乡镇位置。另一种是商业法，看关系看乡镇位置看贡献。为了规避这两种做法的弊病，县委推出了一种民主推荐的新办法，县委书记的原话表述是“三推荐两公开一表决”。三推荐：单位限额推荐、科级干部集中填票推荐、四套班子填票推荐。两公开：第一次于单位推荐之后，限期三天；第二次表决之后，限期七天。一表决就是县委常委会在推荐名额内无记名填票表决。按照设定的程序，历时一个多月，最终确定了5名乡镇书记和5名乡镇长。回看那次干部调整，尽管存在跑票买票、人情拉拢、划线依靠、学历资历造假等问题，但是这种阳光下操作撕破干部调整神秘面纱的做法还是值得提倡的。两次推荐一次表决，尽管还不能算“民主”，但是体现了民意原则，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那次乡镇干部调整时间长参与度高，社会热度也高，所以就有好事者你一句我一句凑出顺口溜。顺口溜在坊间，在茶余饭间流传了很久。

李鹏在保德

1985年6月15日胡耀邦保德视察之后，11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到保德县视察。

李鹏来保德，我正随张世全书记在忻州参加全地区工业生产表彰会。接到通知，张书记离开会议赶回保德，要我继续留在忻州，把会议参加完。开完会回到保德，看了内部简报，听了参加接待同志的传言，大致知道了李鹏在保德的一些情况。场面和指示之外，有两件事有点意思。第一件是坐塌沙发。天桥水电厂会议室转圈摆放着一圈酱红色弹簧沙发，李鹏进入会议室，厂里领导把李副总理让到正面居中的一个沙发上落座。突然，咯吱一声，沙发塌陷下去，李鹏副总理本能的站起来，有惊无险，尽管总理没有说什么，但是电厂领导的尴尬和惶恐是明显的。第二件是写题词。李鹏副总理到了天桥水电厂，水电厂已经准备好了纸笔砚墨。座谈结束，电厂领导请副总理题词留下墨宝。李鹏副总理稍作谦让就答应了。题词是：“黄河干流第六坝，造福两岸为人民”。李鹏长期在电力系统工作。对于电力既熟悉又热爱，给天桥水电厂的题词，既平实，也高远，把发展电力事业服务人民生活的意义落在了墨宝上。在保德座谈，保德的领导也提出了题词要求。题什么？保德当时煤炭大量外运，火车集运（阴塔煤台、五寨煤台、庄儿上煤台等）、汽车运输红红火火。根据这个情况，李鹏副总理的题词是：“火车汽车手推车，保德人民运煤忙”。但是在写的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李鹏把“推”字写成了“堆字”。副总理写错字，下面的人不敢纠正。但是如果不纠正，可能留下无尽笑话。保德县委副书记陈良继急中生智，凑上前去，指着“堆”字说：“这个字这一竖钩往下一点就更好看了。”李鹏一看，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顺势往下拉了一点，虽然不顺畅，但是避免了错误流传。

若干年之后，山西省副省长李小鹏视察保德，县里有关部门把当年李鹏的题词做成硕大的版面，摆放在视察点。在父亲题词前，副省长驻足。听了介绍，副省长微微发笑，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什么。

（2022.9）

作者简介

郭志飞，山西保德人。热爱地方史和地方文化研究，主编了大型文化丛书《保德文丛》凡8卷10册，300万字。主要著作有《正史闲说》《王邵诗文集》《府州折氏》《陈奇瑜传》《折太君墓地考证》《林遮峪古遗址考证》等。近年来热衷为网络平台提供文史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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