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学云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年:2009-7
本书简介： 全面揭示美元控制世界金融和他国经济的图谋，一位海外华人对国人的忠告，一本堪与《货币战争》媲美的力作美元刀，一把悬在世界各国头上的利刃，它是美国的货币武器。刀落之处，必是财富浩劫，且无一幸免。 以下为摘录，供留存和学习。 抛开精神财富不论，世界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其实就是全球财富转移的表象而已。无疑，长期以来美国是这种财富转移的最大获益者。 为了长久维持这种现实利益，美国形成了以美元霸权为主线的单边主义、辅以双重标准和两手策略，以美国国家机器、国际组织、买办代理为平台的三级组织，以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四种手段为主的全球殖民战略。 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的生产能力达到饱和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以金融霸权和战争手段控制黄金、石油、粮食及重要矿产等自然资源，以“新自由主义”的各种眩目理论为指导，以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为工具，通过美元升值和贬值肢解他国经济体、制造危机，侵吞他国经济成果，达到美国生产美元、别国生产实物的美元殖民战略。 信贷货币的产生，是关于财富定义扭曲的开始，也是人类贪婪和一切非文明现象的“潘多拉之盒”的开启。 法定货币，实际上是由国家垄断性供给的一种公共商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基本体现。很多国家最早的金银币及后来的法定货币多以历史伟人肖像作为图案，正反映了这一点。政府通过强制独占铸币权和法定货币机制掌控国家货币，建立了中央银行和其领导下的商业银行的现代银行体制，进而管理以法定货币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货币有三种价值：一是，国内购物能力的价值，即一个单位的货币能买多少东西，这个价值的变动表现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最终体现为利率。二是，信贷价值，银行贷款借来的信用值多少钱，标度为利息。三是，对他国货币的价值，用汇率来衡量。这三种价值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或者说国家货币体制下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 货币信用实际上是国家信用的体现，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实力、国家意志、外交谋略、军事地位和金融体系等国家实力，甚至包括文化和创新等软实力。 政府如果发行过量债券（向老百姓借钱开支，即财政赤字），然后指挥中央银行购买，中央银行的资产就会增加；如果外汇储备增加和不良资产增加，也会出现银行总资产大于总负债。要平衡资产和负债，中央银行就得不断增加发行货币，这就会出现“流动性过剩”。
目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原因很复杂，主要体现为美元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美元发行过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双赤字”，即连年政府赤字，连年国际收支赤字（包括贸易逆差，进口额大于出口额）。赤字导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即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资产连年增加。要平衡资产债务，美联储就得年年增加发行美元。美元再通过贸易赤字，流向全球，变成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和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等。 但是，经营美元商品的“公司”却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操纵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美国的长期利率——联邦基准利率的决定权并不在美联储手里，而是被FOMC控制。这个委员会由美联储的7名委员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长组成。FOMC的主席也是投票产生，虽然传统上是美联储的主席兼任。12名银行董事长每次只可以投5票。这样，19人的委员会投出12票决定FOMC和美国的货币政策。 当FOMC要调整联邦基准利率时，会指示美联储设在纽约的“公开市场交易柜台”买卖财政部的政府债券（就是国库券），每天的交易通常是数十亿美元。美联储卖出国债，通过交易把货币抽离经济，促使短期利率上升，就好像踩刹车；买进的作用则相反。 美国总统有财政部（负责国债发行）和预算管理局（负责政府预算开支），也有自己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国会众参两院也都有自己的金融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正是这些机构和职能的联动，构成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确立、实施。美联储的工作职责只是创造合适的货币环境，维持就业（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因此，保持美元的购买力是其基本任务。放手让美元贬值并不是美联储的初衷，强势美元也不是美联储的功劳。 外汇市场上，各国货币就是参与竞争的商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美元、英镑、欧元和人民币等也都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必然存在竞争，存在倾轧，存在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换言之，就存在垄断，就存在寡头和霸权。这些货币商品之间的竞争，是在交易市场即汇率市场按供需关系这一基本原理来进行的。 以中国为例，中国便宜的地租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外资来投资办厂，同样也带来了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套利欲望。换言之，付地租、工资和购买原材料，收购中国企业和其他资产，以及购买中国的商品和进口资源类产品，都需要人民币，资本套利的热钱也需要人民币，于是人民币汇率就走强了。强大的需求决定了人民币的汇率升值。 换言之，不是美联储炼就了“强势美元”，也不是美国炼成了美元刀而是非美元国家自己炼就的“强势美元”，并亲手打造了锋利无比的美元刀。正是强势的美元，为美国进行资本投机和控制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主权货币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在汇率市场上。 根据三元悖论，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例外。因为，在现代国际金融格局下，任何国家，无论采取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只要其为合法的国内需求进行融资而引发的本币超过外汇储备，其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就会遭到攻击。 尽管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可以无须背负主权债务，也无须外国贷款或投资，就能够以发放主权信贷为国内发展融资，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高速增长，而且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惩罚。但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体系下，尤其在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和货币市场中，参与“自由贸易”的国家由于存在外汇问题，这个理论就不适用了。这就导致一个结果，非美元经济体为了增加出口，以获取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美元贸易盈余，其“本能偏好”就是低估本国货币价值（名义汇率高于实际汇率，即贬值）以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因为这样一来同一种商品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其产品?格会更低。 美国的美元战略家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偏好和对美元的巨大需求，有预谋有组织地通过增发货币使美元逐渐、有序地贬值，虽然美元的信用价值越来越低，但是由于向美国出口的国家还必须以美元的形式（投资美元资产）储备贸易盈余，从而被动投资或贷款于美国经济，造成了美元的巨大市场需求和强势美元。 美国不管是靠放贷过日子还是靠借债过日子，美元一样都是强势货币。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的经济现象。而非美元经济体由于缺乏坚强的国家意志和协同作战的传统，只能被迫接受美国的巨浪甚至海啸赤字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刷和剥削。 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发行法定货币取决于政府意志和征税的能力，货币是为了纳税人支付税收而发行的。美元的过度发行（贬值）实质上就是向非美元经济体征税。这与大英帝国在其全球殖民地实现的英镑区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全球殖民运动期间向殖民地掠夺资源和征收土地税没什么两样。 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中国清朝的道光皇帝（1782—1850年）和英镑的事。当时英国跟大清的贸易和现在一样，大清向英国出口了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只进口了英国工业化的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少数商品，因此拥有大量贸易顺差。清朝朝廷认为应该用白银或黄金来结算，但英国提出用英镑结算。道光皇帝就问英镑是啥东西，是铜？是金？是银？英国大臣回答，既不是铜也不是金也不是银，是纸票子。道光皇帝想，啊，就是我们大清的银票啊。于是又问英国大臣，你们印刷多少纸票子能否通过我们大清同意？英方答复，那是英国的主权，不得侵犯，印多少，是英国的事。道光皇帝哈哈一笑，你这不是明摆着玩人吗？你把擦屁股纸印成票子换走我们的茶叶、瓷器、丝绸，那不是拿我们当傻子玩吗？英国大臣说，英镑与白银可以随便兑换，是流通货币。你留着英镑跟留着白银是一样的，可以用英镑到任何国家买黄金白银和任何东西。道光皇帝说，这个我知道，可等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你们的纸票子后，你们就随便加印，那我们还能买那么多东西吗？！英国人反复说英国哪能随便加印票子，国家信用不是闹着玩的。清朝政府坚持说，既然你说英镑纸票子跟白银是一样的，那你就付白银好了。按照你说的，纸票子可以随便兑换成白银，反正是一码事，你就兑好了。英国人说那白银比纸票子重太多，运输不方便啊。不管怎么唠叨，大清只有一句：你们的纸票子我们不收。于是，也就只好用白银付账。可是英国人发现如果大量印刷纸票子必然导致白银升值，这就极大限制了英国印刷英镑的数量。等到英国国库里的白银全部用完，即使不加印英镑，用英镑换白银，供求关系的原理也会导致白银升值。英国人终于想到了另一途径把付给中国的白银换回来：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和阿富汗种植鸦片，卖给中国，换回白银。这种东西不能在英国种，而且印度和阿富汗跟中国是邻居，鸦片的运输费也省了一大笔。后来中国出了个林则徐，要全面禁烟，结果，鸦片战争爆发了。故事真假暂且不论，但从中可以看出关于贸易平衡、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经济衍生战争的本质。 当有贸易盈余的国家拿着该国的纸币要求兑换黄金，黄金外流就会迫使逆差国紧缩纸币，减少发行量，以免失去所有黄金，这就会通货紧缩，币值升高。通货紧缩又会降低物价，于是贸易顺差又使黄金回流，直到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货币价格达到平衡。这是“金本位”制度的好处，它具有天然的调节纸币币值的作用。正是黄金这个“紧箍咒”强制各国央行不能随意扩大货币供应量，否则就会被贸易盈余国家挤兑该国黄金，导致黄金流失。 英国政府计划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借入资金用来阻止英镑继续贬值，但这犹如杯水车薪。仅索罗斯一人在这场与英国政府的较量中就动用了100亿美元。索罗斯在这场豪赌中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60亿美元坚挺的货币——马克；同时，索罗斯考虑到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升值）通常会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下跌），又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出德国股票。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仍收效甚微。 而发生危机的根源是通货膨胀，最后解决危机的还是钱。再具体一点就是，妄图“钱生钱”的通货膨胀是危机的根源。要是危机发生前的经济体没有踩好刹车，或者根本就没有刹车机制，危机发生后的解决方式不够完美（如刹车过猛），金融危机就会影响到实体经济，最后演变为经济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发生经济危机，就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上就是笔者看待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肯定要发生的各种危机的基本观点——只要有逐利的货币资本存在，以后还会发生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这不需要预测。为什么说通货膨胀是危机的根源呢？ 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英美两国终于达成协议。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国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宣告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其核心内容是，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间就货币事务进行共同商议，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成立世界银行，这是一个由多个国家金融机构组成的银行集体，靠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的重建。具体货币政策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等。 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资产，必然给国际储备带来难以克服的矛盾。战后，由于世界黄金储量的限制以及黄金生产的停滞，美元在国际储备总额中的比重显著增加，而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要求国际储备相应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储备的增长需要仰仗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才能保证国际市场上有美元——不管是以欧洲美元还是石油美元形式（因为如果顺差，美国的美元又转回美国了）。但是收支逆差又必然影响美元含金量，引起美元信用危机。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又会断绝国际储备的美元来源，导致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美国政府清楚，即使这样，着急的不会是美国，而是对美国有逆差和顺差的其他国家。逆差国家因为入不敷出，那就只能借债过日子，自然着急。借吧，就承受巨大的利息和国内主权经济被侵蚀的风险，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过多举债惹得祸。不借，就要忍受国内经济的缓慢发展或者扩大主权货币供应带来的通货膨胀之苦。俄罗斯就是在1998年的卢布危机中先借款后来却拒绝了美元贷款而导致卢布崩溃。这正是国际收支逆差国家的两难。顺差国家呢？因为美元这种纸黄金的盈余，一方面要增加发行与美元等值的本国货币，使主权信贷受制于美元和美国，另一方面要忍受美元贬值导致美元储备缩水，而美元贬值同时还会降低美国产品价格而导致本国产品出口与美国的竞争力不足。 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人财富是由他外在的财物中能用货币衡量的实物构成的。国家的财富狭义地说也是由个人财富构成的（广义的国家财富是由物质财富比如土地、河流及海洋等，以及非物质财富比如国家组织，甚至文字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物质（财富），而生产是由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要素构成的。资本当然包括金融资本——它使生产更容易、效率更高。但是金融资本本身不是财物，更不是财富，虽然它往往表现为财富的货币形式。金融资本只是润滑剂，是为物质生产的要素之一，是为物质生产服务的。 发行美元的战略家认识到，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而投放的过剩美元正被兑换成马克和日元，从而抬高一种接一种的货币价格（也就是输出了通货膨胀，笔者注）。这种金融波动可能导致贸易协定失效，因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使本国货币与贸易体系脱钩，并安排实物贸易来保护变动的货币关系，甚至实施关税和出口补贴浮动，是阻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获益的唯一方法。（但是）美国战略家对欧洲和亚洲将会采取这些措施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证明是对的。国外经济体最终选择了支持美元，而不愿意冒因美国采取行动而导致货币无序状态的风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1967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就意识到，外国政府无力实施有意义的报复，也无法完全断绝与美国及美元本位的联系。两位银行经济学家——美国银行的鲁道夫?皮特森（Rudolph Peterson）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约翰?迪瓦尔（John Deaver，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门徒之一）径直建议，如果欧洲威胁要将其不需要的美元兑现为美国黄金，美国应该断然中止黄金销售，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并使美元下跌，从而阻止其他国家倾销美元。 有人算了一笔账，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假设在1983年，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万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５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4.8万亿日元。这时，日元兑美元升值到120∶1，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５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金融体系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 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落的十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正是利用这个时期实现了经济结构新的转型，并且积累起了更加丰厚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从日元升值的最后结果看，人民币的升值虽然能相对解决中美贸易的顺差问题，但是升值后减少的顺差会很快被其他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所代替。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不顺差，台湾地区、泰国或者说越南就会顺差。 在几次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总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退让妥协，以息事宁人，虽暂时缓解了争端，却为日后长期衰退埋下了伏笔。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元跟风贬值，以为能挡住热钱狙击，保护资产安全，却失去了东南亚国家的信任。日元与美元之争，让我们看到了围绕世界货币背后，是国与国的全方位较量。除了拥有财富和梦想，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更重要的还得看这个国家是否敢于面对压力，是否敢于承受风险，是否敢于承担起巨大的责任……国家意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元打败英镑，固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固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但是美元的去黄金化，美元贬值等过程，美国经济政策的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却是清晰的美国意志体现。相反，面临美元对其他货币主权的挑战和财富剥削，欧洲、西德和日本从来都是退缩忍让，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 我国的外汇储备既不是企业利润的上缴，也不是财政收入的剩余，是中国人民银行用自己印刷的人民币买下来的，是政府对老百姓的欠债。当然也有部分是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外汇储备多了，并不是财富多了，而是等额的人民币多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增加了国内人民币的流动性，制约了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简单说，比如中国想减少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国内投资过热，但是这时涌进来大量的贸易盈余，你就必须得增加货币供应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美元的金融霸权下，它的“发展”,不是为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而是为了美国等国家的国民消费需要。为了多挣美元，中国一头扎进了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欧美战略陷阱。一旦宗主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出现风吹草动，国内多个行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而这个产能，又是用了无数应该合理投放到别的方面的重复投资建成的。 不容否认，实践表明，外国投资确实能带来一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借钱总是要还的，而向外资的借款的偿还，一方面是货币偿还，从表面数字来讲，似乎并不吃亏，另一方面，却是隐性的实物偿还，包括劳动收入、土地租金、国家税收、自然资源以及环境破坏，等等。 第一次全球殖民地运动，争夺的就是市场!看看大英帝国的殖民史，就是一个市场垄断的历史。美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也是世界最大的。在国际贸易对各国的经济显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美国的政治家们把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当做筹码，它向哪个国家开放，就能让那个国家的经济不是腾飞就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反过来，它要是向你关闭它的市场，你的经济就会出现困境。因此，不管是中国，还是欧盟，或是日本，美国只要提出国内贸易法案的“301特别条款”,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就是对美国让步。 石油出口国将大量石油美元用于储蓄，投资全球资本市场，它们能为石油进口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提供资金，事实上等于是借钱让进口国消费高价石油。这种收入实际上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顺差)一样，是为欧美石油消费大国变相融资。由于石油收入是美元计价的，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因此，石油美元也是美元殖民的另一种形式。 石油输出国剩余的“石油美元”再寻找投资渠道，又因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资本市场，“石油美元”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银行存款以及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填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从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以其特殊的经济金融地位，维持着石油美元环流，使美国长期呈现消费膨胀、外贸逆差和大量吸收外资并存的局面，美国经济亦得以在这种特殊的格局中增长。 如果美国是贸易顺差，它的进口少，出口多，相应就是他国进口多，出口少，手里就没有盈余美元。但是一国还要向别的国家买别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美元荒”,美元不足。因此，如果美国一直是贸易顺差，美国之外的地方美元就会流动性不足。这样，美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贸易赤字，流向全球，变成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和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等。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如果美元发行过量和长期的贸易逆差，全世界的盈余美元都到美国买东西，还不把美国都买下来了?!而且美元发行过量，就会引起国内货币贬值和引发通货膨胀。顺差不行，逆差也不行，美元两难——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特里芬之谜”。当然，实际的经济情况和全球经济均衡比这复杂得多。美国的战略家们有办法。一方面美国用美元纸币向全世界购买美国需要的资源类实物，同时美国企业用“新钱”收割他国的实物资产；一方面向全球市场投人大量的流动性，同时拉高世界原油和粮食价格，用美国的附加值极高的军火武器和文化产品等手段消耗美元——即使这样，全球“勤俭持家”的国家手里仍有大量的美元盈余。虽然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没有被挤兑成黄金的威胁，但是美国并不满足，还想“借”这些美元资本为美国融资，实现美元的回流。货币被储存是备不时之需的，一国的外汇储备也是这样。这些暂时不用的大量的外汇储备一方面要预防国际游资的对本国货币汇率的投机攻击，一方面还需要有收益的。怎样投资呢，放眼过去，似乎只有美国的国债等金融产品比较保险。尤其是美国在世界挑起混乱和争端，制造大量的金融危机，虽然许多经济体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美国，但在格林斯潘所言的“投资偏好误差”下，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美国债券市场。过去的欧洲、日本，今天的中国都不例外。 经过美国发行到回流，这么一个循环，就让全世界的经济体共同分担了美元的信用膨胀，也分担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同时，过量美元也向持有美元的国家输出了通货膨胀——美元越多，就得增发同等价值的本国货币。今天的美国就是靠这些美元回流，为其日益庞大的“双赤字”融资和输血，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有那么多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发明”的金融衍生品和股市和房市泡沫等，因为美国必须要有这么多“金融黑洞”来吸收这些美元。当然这是后话了。因此，美元是不是继续大规模地回流到美国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异常关心的问题。正是这些回流的美元支持了美元的信心和造就了“强势美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元一度走强的现象，就是美元流向对美元币值强弱的最好诠释。有分析显示，自这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回抽资金自2008年7月到2009年3月底达到1470亿美元，而全球从美国撤资数量相应为865亿美元。由于美国从海外撒资回国后自救而非投资，于是美元坚挺。美国从海外撤资则造成多国楼市股市猛挫，进一步造成多国货币贬值；而各国从美国撤资造成美股下挫，撤回的资金主要用于汇率干预和收支急用。正是因为流入美国的资金比流出美国的资金多出600亿美元，美元才能相对走强。 利率的变化是改变美元流向性的重要的手段，是冠冕堂皇的“明手”;制造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是驱动美元流动的“暗手”。 要更好地理解美元头寸，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在其《美元两难》的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例如，美国的一家公司(C1)投放一笔美元到中国的一家企业(C2),资金必然通过美国公司在美国的开户银行(B1)汇划到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开户银行(B2),如果B2银行在B1银行开立了美元账户，则B1银行可直接减少C1的存款，增加B2的存款，即由对国内公司的负债转化为对境外银行的负债；而B2银行则将相应增加其在B1的存款，并增加C2的存款，即增加了对境外银行债权和对国内企业的负债。如果B2没有在B1开立账户，则双方需要找一个都有账户关系的另外一家美国银行再进行清算。无论怎样，这笔投资业务表面上看钱是由美国到了中国，中国企业拥有了这笔投资款项的所有权，但实际上美元头寸仍留在美国的金融机构，那里的存款记录才是“真正账户”,而中国的企业和银行所记录的美元存款归根结底仍属于“影子账户”。即使中国企业用美元进口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产品，其资金清算最终也要通过美国，只是体现为美国金融机构对进口国银行负债的减少而对出口国银行负债的增加。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向一家美国公司出口了10万美元的产品，美国公司通过其所在银行向中国在美国的银行，比如建设银行纽约支行的中国公司的户头转入了10万美元，建设银行的中国某支行就会在该公司的户头上增加10万美元的存款；但是由于我国实现强制结售汇制，该公司户头就会增加结汇时同等价值的人民币存款如果该公司需要从美国进口原料，就得用其人民币存款再换取外汇转给美国公司。央行收到这笔美元存款——这就是“外汇储备”,如果不再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再投资到美国债券，那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就增加了对中国的债务。那么这一笔交易实际上在美国金融机构手里就是数字的调整而已。美国头寸还在美国。由上述例子同样可以看出，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非贸易的往来，不管是直接与美国发生往来，还是与其他国家发生往来，凡是以美元进行清算的，真实的美元头寸最终都会归并到美国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美元用于全球支付清算并被广泛持有或储备，只是一种转账记录，实际上只是表象，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或美元资产只是“影子账户”,代表着所有权和调拨权，而美元的真实资金则保留在美国，是很难调离美国的，美国的美元账户才是“真实账户”。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绑架”全球经济。因为掣肘了各国的存款，拿住了你手里头巨额的债券——那是你的国民的血汗钱，也是你赖以发展经济的本钱。连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认，各国的外币储蓄是把一大笔钱放到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美元头寸现象，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国的主权信贷自主，是美元殖民的另一个表现形式。 受冲击的国家如果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就有可能稳住本国货币币值，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否则，就只能听任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一落千丈。股市和楼市价格暴跌只是一个表象，而实际的实物资产包括公司资产和国家的公共设施及资源类资产是跨国公司和美国的战略家们眼中的肥肉——于是，你总能看到每次经济危机后的各类“投资者”拿着大把美元来收割你的实物资产。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各国的汇率是本国认为的价值(实际购买力),本国的信心支撑它的汇率，美元的汇率则取决于别国对它的信心。对美国的信心和美元的信心需要危机，各种形式的危机，包括战争。今天为维护美元地位，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危机。美国也能很好地利用每次危机。比如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就成了美国全球反恐的大旗，在反恐战争的掩护下，美国加紧了赤字美元政策和对全球财富的掠夺。制造混乱是为了驱赶资本，控制美元的“正确流向”。打坏别的地方的稳定，就会造成资本抽逃，避险资金自然就会往美国这个安全地方跑。这也是近来人们常说的，“虽然美国没有能力使美元变得更好，但美国却仍然有能力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变得更坏”,换句话就是，“美元不是最好的，但是没有比美元更好的”。这种舍我其谁的美国霸权行为，可见一斑。 英国一直奉行大陆均衡地缘战略，始终以地缘战略利益划分敌友，或纵横捭阂、分化瓦解，或假借人手、火中取栗，积极参与介入欧洲大陆板块格局的演化进程，在很长时间里避免了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绝对强势的陆权国家。拿破仑称霸欧洲，它就出钱出枪组织反法同盟，封锁遏制法国；后德国强大，又反过来联合法国遏制德国；“一战”后德国战败，法国主张要彻底摧毁德国，它赶紧出面阻止，主张不过度削弱德国，要适可而止，留下德国以制衡法国；后来苏联上升势头迅猛，它又联合法德制衡苏联。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后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时，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元的经常性项目赤字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如果美国经常项目顺差了，就会发生美元荒，这是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特里芬之谜”的两难选择但是，以此作为财政预算赤字“善意忽视政策”和滥发美元的理论基础，就是说明美国铁了心要走“故意忽视”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要继续其美元的经济殖民战略。就像银行天生有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癖好一样，“道德制约”对美国不会起作用的，华尔街就是美国的缩影。 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先是英国为了扩张本国工业而争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后起的德、美等国起初则实行保护政策，它们工业实力壮大后，也要求“自由地”到世界市场上竞争。可见，美国最初选择贸易保护和后来选择自由贸易都是根据美国的国情出发的。即使美国极力向外推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可是美国的“301贸易法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以及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只买美国货”做法，一样是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 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基本相似，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也千篇一律，就是紧缩的货币主义政策：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的私有化，大力削减降低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通过让危机国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但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对美国 在这场运动中，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是实际操作者、获益者，是殖民运动急先锋和持剑冲锋的马前卒。四、跨国公司是殖民运动急先锋跨国公司之所以能跨国经营，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动力。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据说是法国人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以此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商品、劳动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定义，认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更广泛地传播，从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从这个角度讲，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该过程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科技进步和资金流动以及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但是，如果以此忽视或者掩盖新一轮全球分工和产业转移过程中财富转移的不公平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和愚昧。《世界是平的》一书的畅销多年就是这种短视的表现。 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和经济全球化很难说谁是因谁是果，或者根本就是互为依托。重要的是，全球化不是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国家来扶贫的，不是共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和谐地球村的。跨国经营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扩张的原始动力——追求利润。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全球化和服务外包，表面上看是劳动力转移，其实就是工资套利，进言之，就是劳动力剥削。 有分析指出，全部跨国公司生产总值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1/3,跨国公司内部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3,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0%。这些跨国公司都是名副其实的垄断组织。据《当代国际垄断——巨型跨国公司综论》一书提供的数字，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新经济)等部门，全部由世界500强中少则三五家，多则十几家的美欧日等国的跨国公司所垄断。飞机、汽车及零部件业就不用说了，化学工业前三名是法国巴斯夫、拜耳和美国杜邦公司；石油精炼业老大是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其次是英法公司；饮料业是有5家大公司，其中4家是美国公司。烟草业虽说中国是生产大国，但美英日三家大公司的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1%(%u4EE5上是1999年数据)。最引人关注的是，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业、生物技术产业等，在其兴起后不长时间内，就被少数巨型跨国公司垄断。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美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投资货币。美元的霸权必然使得美国经常项目维持赤字才能满足全世界货币流通的需要。二战结束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他国家经济则一片萧条，美国是唯一的贸易顺差国，其他国家均为贸易逆差。现在，美国成为最大贸易逆差国，其他国家则是贸易顺差国。当美国贸易顺差时，美元短缺便出现了。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更多美元去支付进口，但他们没有足够的美元。现在，美国保持了持续的贸易逆差，美元供给实际上已经严重过剩了。但是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赋予了美国一个特权：为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美国可向外国借人以美元计价贷款，而无须担心汇率风险。美国因此扮演一个最终贷款人和最终消费者的角色：从世界各国借钱，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费，另一部分投资于世界各地，通过“借短投长”的期限转换功能获取利差收益。美国资产以外币计价，负债是以本币计价，由此将由贸易失衡引起美元贬值风险转嫁给别国。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霸权使美元变成了国际货币。为了保证美元的全球流通；美国必须在国际收支平衡上，保持负数。不然的话，美国出口盈余，美元就又全部转回来了，其他地方就会出现美元匮乏。这就是美国国际收支长期赤字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基础，这也是发行世界货币的国家享有的好处，笔者宁愿叫它“垄断优势”。显然，这种好处是“铸币税”式的好处——就好比一国政府，可以控制其垄断的货币发行，“维持适度通货膨胀的偏好”。这种好处，必然促使美国滥用这一好处，因为持有这一关键外汇的国家会被迫资助他们的过度开支。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的“强势美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美元的信用价值强势，就是说与其国家财富和创造财富的潜力相匹配；二是指美元在供求市场上的供需关系是卖方市场，也就是供不应求。就是说，即使美元贬得一钱不值，但是如果美元需求强劲的话，它一样是“强势货币”。 广场协议的整个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阵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1985年以后，美元相对马克和日元的贬值趋势既没能阻止日本和德国向美国贷款，为其外贸赤字提供融资，同时也没有阻碍美国巨大的养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外投资。 由于日元、欧元以及现在的人民币等非美元经济体积累的是以美元标价的贸易顺差，维持合适的美元价值以支撑美国永久经济增长的成本，已被转移到这些非美元经济体，它们的明显特征就是工资长期相对较低和国内消费持续低迷。对于工资已经很高的欧盟和日本，惩罚就是削减它们传统的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 在各国呼唤美国采取强势美元的情势下，美国可能“果断”地升值美元，操作其实很简单，就是采取里根政府的“两高一低”政策：提高联邦存款利率，提高美国政府国债收益率，降低美国工商业税赋。通过事先持续的美元贬值迫使新兴经济体难以控制高通胀，而被迫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硬着陆。而投机资本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便会大量抛售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买回美元，从而造成金融动荡。趋利资本(美元)撤出大宗商品市场，贸易盈余大幅下降，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股市暴跌。资金大举回流美国。在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同时，拥有世界资源垄断地位的美国，可选择在高位卖出石油、黄金、武器还有粮食等，回笼美元；还可以抄底收购危机国的实体资产和控制他国产业，继续结算世界经济…… 这个超级大国拥有全世界约30%以上的生产能力，约20%的产品，50%的军费开支和绝大多数的顶级研究型大学，有大量的研发开支，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有非常好的人口构成，其耕地与人口的比例也是世界大国中最佳的。再加上美国有将其陆军和海军武装投放到8000英里之外的能力……因此保罗肯尼迪下结论说：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生产力和军事与战略力量，美国不可能是一个在一夜之间就被倾覆的帝国……" 由此笔者认为，经济实力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大小，还是劳动(人之要素，表现为工资及人均GDP)、土地(对农业而言表现为土地的肥力或者土地的农作物产出效率，对工业而言则表现为土地的租金)、资本以及能源的投入和产出效率。同样地，经济实力还与经济结构、管理模式甚至国家制度有关。 利用外资决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改革开放也决不是目的，也只是手段。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只是经济实力的一个方面，也是财富定义的一个方面，绝不是全部。 时至今日，现代的人类是不是应该从地球的角度来综合看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其实世界财富总量和人类的生产力的能量都是有极限的，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区间和空间里，财富的创造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和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起国家必然处于比较优势中的劣势。与斯密实际上维护经济活动中的强者利益一样，李嘉图维护的也是国际经济中的强者利益。 必须看到，中国政府现有的经济实力，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财富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结果。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为9.6%,%u800C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为14.8%,%u662FGDP增长速度的1.5倍。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年到2008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飞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先投资、后生活，是全体13亿中国人民的集体牺牲和共同贡献。中国政府的庞大收入，是烫手的，是对13亿国民的债务，对应着对13亿人口的责任。 但是，纵观历史，迄今为止，美国克服经济衰退与危机的手段无非有三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建设以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比如里根时代);新技术革命带动新一轮经济起飞(比如克林顿时代);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拉动生产带动消费和改变资源控制权、并激发民众走出低谷的心理潜能(大小布什时代)。 美国在亚洲西部和涉及北非、欧洲区域内实行主要针对俄罗斯的“以武为主”的大中东战略。其核心战略内容是肢解伊朗与南高加索的阿塞拜验组成联合体，肢解伊拉克，把土耳其和两伊及叙利亚所属的库尔德人居住区从这四个国家的领土版图中分割出来，帮助库尔德人建立民族统一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使其成为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最亲美国家。在现有的东欧对俄罗斯的压制态势下，在俄罗斯南线形成一道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南高加索国家在内的封堵俄罗斯南下的屏障，然后在美国的掌控主导下，再对包括伊朗、南里海、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在内的大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及相关的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进行符合美国需要的重新调配整合，从而完成这个大中东战略。在亚洲东部的环太平洋地区则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以文为主’的太平洋战略。这个反华制华、诞骗和劫夺中国财富的太平洋战略，其主要特点在于，在强大军事力量包围和威胁的高压下，对中国实行将其遇制、削弱和质变的“颜色革命”。因此它与以武打为特点的大中东战略相比较，更显示出了武力高压下的文攻色彩，由此构成了美国对付中俄的“东文西武”全球新战略。 及至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和世界工厂的大国地位确定，《世界是平的》一书在中国大行其道，国内一片繁荣气象。针对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导和无知，写一本专著介绍美国的美元战略和经济殖民的冲动就愈来愈强烈了。
作者:吴学云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年:2009-7
本书简介： 全面揭示美元控制世界金融和他国经济的图谋，一位海外华人对国人的忠告，一本堪与《货币战争》媲美的力作美元刀，一把悬在世界各国头上的利刃，它是美国的货币武器。刀落之处，必是财富浩劫，且无一幸免。 以下为摘录，供留存和学习。 抛开精神财富不论，世界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其实就是全球财富转移的表象而已。无疑，长期以来美国是这种财富转移的最大获益者。 为了长久维持这种现实利益，美国形成了以美元霸权为主线的单边主义、辅以双重标准和两手策略，以美国国家机器、国际组织、买办代理为平台的三级组织，以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四种手段为主的全球殖民战略。 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的生产能力达到饱和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以金融霸权和战争手段控制黄金、石油、粮食及重要矿产等自然资源，以“新自由主义”的各种眩目理论为指导，以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为工具，通过美元升值和贬值肢解他国经济体、制造危机，侵吞他国经济成果，达到美国生产美元、别国生产实物的美元殖民战略。 信贷货币的产生，是关于财富定义扭曲的开始，也是人类贪婪和一切非文明现象的“潘多拉之盒”的开启。 法定货币，实际上是由国家垄断性供给的一种公共商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基本体现。很多国家最早的金银币及后来的法定货币多以历史伟人肖像作为图案，正反映了这一点。政府通过强制独占铸币权和法定货币机制掌控国家货币，建立了中央银行和其领导下的商业银行的现代银行体制，进而管理以法定货币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货币有三种价值：一是，国内购物能力的价值，即一个单位的货币能买多少东西，这个价值的变动表现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最终体现为利率。二是，信贷价值，银行贷款借来的信用值多少钱，标度为利息。三是，对他国货币的价值，用汇率来衡量。这三种价值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或者说国家货币体制下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 货币信用实际上是国家信用的体现，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实力、国家意志、外交谋略、军事地位和金融体系等国家实力，甚至包括文化和创新等软实力。 政府如果发行过量债券（向老百姓借钱开支，即财政赤字），然后指挥中央银行购买，中央银行的资产就会增加；如果外汇储备增加和不良资产增加，也会出现银行总资产大于总负债。要平衡资产和负债，中央银行就得不断增加发行货币，这就会出现“流动性过剩”。
目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原因很复杂，主要体现为美元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美元发行过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双赤字”，即连年政府赤字，连年国际收支赤字（包括贸易逆差，进口额大于出口额）。赤字导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即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资产连年增加。要平衡资产债务，美联储就得年年增加发行美元。美元再通过贸易赤字，流向全球，变成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和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等。 但是，经营美元商品的“公司”却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操纵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美国的长期利率——联邦基准利率的决定权并不在美联储手里，而是被FOMC控制。这个委员会由美联储的7名委员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长组成。FOMC的主席也是投票产生，虽然传统上是美联储的主席兼任。12名银行董事长每次只可以投5票。这样，19人的委员会投出12票决定FOMC和美国的货币政策。 当FOMC要调整联邦基准利率时，会指示美联储设在纽约的“公开市场交易柜台”买卖财政部的政府债券（就是国库券），每天的交易通常是数十亿美元。美联储卖出国债，通过交易把货币抽离经济，促使短期利率上升，就好像踩刹车；买进的作用则相反。 美国总统有财政部（负责国债发行）和预算管理局（负责政府预算开支），也有自己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国会众参两院也都有自己的金融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正是这些机构和职能的联动，构成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确立、实施。美联储的工作职责只是创造合适的货币环境，维持就业（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因此，保持美元的购买力是其基本任务。放手让美元贬值并不是美联储的初衷，强势美元也不是美联储的功劳。 外汇市场上，各国货币就是参与竞争的商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美元、英镑、欧元和人民币等也都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必然存在竞争，存在倾轧，存在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换言之，就存在垄断，就存在寡头和霸权。这些货币商品之间的竞争，是在交易市场即汇率市场按供需关系这一基本原理来进行的。 以中国为例，中国便宜的地租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外资来投资办厂，同样也带来了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套利欲望。换言之，付地租、工资和购买原材料，收购中国企业和其他资产，以及购买中国的商品和进口资源类产品，都需要人民币，资本套利的热钱也需要人民币，于是人民币汇率就走强了。强大的需求决定了人民币的汇率升值。 换言之，不是美联储炼就了“强势美元”，也不是美国炼成了美元刀而是非美元国家自己炼就的“强势美元”，并亲手打造了锋利无比的美元刀。正是强势的美元，为美国进行资本投机和控制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主权货币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在汇率市场上。 根据三元悖论，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例外。因为，在现代国际金融格局下，任何国家，无论采取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只要其为合法的国内需求进行融资而引发的本币超过外汇储备，其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就会遭到攻击。 尽管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可以无须背负主权债务，也无须外国贷款或投资，就能够以发放主权信贷为国内发展融资，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高速增长，而且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惩罚。但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体系下，尤其在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和货币市场中，参与“自由贸易”的国家由于存在外汇问题，这个理论就不适用了。这就导致一个结果，非美元经济体为了增加出口，以获取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美元贸易盈余，其“本能偏好”就是低估本国货币价值（名义汇率高于实际汇率，即贬值）以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因为这样一来同一种商品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其产品?格会更低。 美国的美元战略家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偏好和对美元的巨大需求，有预谋有组织地通过增发货币使美元逐渐、有序地贬值，虽然美元的信用价值越来越低，但是由于向美国出口的国家还必须以美元的形式（投资美元资产）储备贸易盈余，从而被动投资或贷款于美国经济，造成了美元的巨大市场需求和强势美元。 美国不管是靠放贷过日子还是靠借债过日子，美元一样都是强势货币。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的经济现象。而非美元经济体由于缺乏坚强的国家意志和协同作战的传统，只能被迫接受美国的巨浪甚至海啸赤字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刷和剥削。 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发行法定货币取决于政府意志和征税的能力，货币是为了纳税人支付税收而发行的。美元的过度发行（贬值）实质上就是向非美元经济体征税。这与大英帝国在其全球殖民地实现的英镑区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全球殖民运动期间向殖民地掠夺资源和征收土地税没什么两样。 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中国清朝的道光皇帝（1782—1850年）和英镑的事。当时英国跟大清的贸易和现在一样，大清向英国出口了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只进口了英国工业化的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少数商品，因此拥有大量贸易顺差。清朝朝廷认为应该用白银或黄金来结算，但英国提出用英镑结算。道光皇帝就问英镑是啥东西，是铜？是金？是银？英国大臣回答，既不是铜也不是金也不是银，是纸票子。道光皇帝想，啊，就是我们大清的银票啊。于是又问英国大臣，你们印刷多少纸票子能否通过我们大清同意？英方答复，那是英国的主权，不得侵犯，印多少，是英国的事。道光皇帝哈哈一笑，你这不是明摆着玩人吗？你把擦屁股纸印成票子换走我们的茶叶、瓷器、丝绸，那不是拿我们当傻子玩吗？英国大臣说，英镑与白银可以随便兑换，是流通货币。你留着英镑跟留着白银是一样的，可以用英镑到任何国家买黄金白银和任何东西。道光皇帝说，这个我知道，可等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你们的纸票子后，你们就随便加印，那我们还能买那么多东西吗？！英国人反复说英国哪能随便加印票子，国家信用不是闹着玩的。清朝政府坚持说，既然你说英镑纸票子跟白银是一样的，那你就付白银好了。按照你说的，纸票子可以随便兑换成白银，反正是一码事，你就兑好了。英国人说那白银比纸票子重太多，运输不方便啊。不管怎么唠叨，大清只有一句：你们的纸票子我们不收。于是，也就只好用白银付账。可是英国人发现如果大量印刷纸票子必然导致白银升值，这就极大限制了英国印刷英镑的数量。等到英国国库里的白银全部用完，即使不加印英镑，用英镑换白银，供求关系的原理也会导致白银升值。英国人终于想到了另一途径把付给中国的白银换回来：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和阿富汗种植鸦片，卖给中国，换回白银。这种东西不能在英国种，而且印度和阿富汗跟中国是邻居，鸦片的运输费也省了一大笔。后来中国出了个林则徐，要全面禁烟，结果，鸦片战争爆发了。故事真假暂且不论，但从中可以看出关于贸易平衡、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经济衍生战争的本质。 当有贸易盈余的国家拿着该国的纸币要求兑换黄金，黄金外流就会迫使逆差国紧缩纸币，减少发行量，以免失去所有黄金，这就会通货紧缩，币值升高。通货紧缩又会降低物价，于是贸易顺差又使黄金回流，直到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货币价格达到平衡。这是“金本位”制度的好处，它具有天然的调节纸币币值的作用。正是黄金这个“紧箍咒”强制各国央行不能随意扩大货币供应量，否则就会被贸易盈余国家挤兑该国黄金，导致黄金流失。 英国政府计划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借入资金用来阻止英镑继续贬值，但这犹如杯水车薪。仅索罗斯一人在这场与英国政府的较量中就动用了100亿美元。索罗斯在这场豪赌中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60亿美元坚挺的货币——马克；同时，索罗斯考虑到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升值）通常会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下跌），又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出德国股票。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仍收效甚微。 而发生危机的根源是通货膨胀，最后解决危机的还是钱。再具体一点就是，妄图“钱生钱”的通货膨胀是危机的根源。要是危机发生前的经济体没有踩好刹车，或者根本就没有刹车机制，危机发生后的解决方式不够完美（如刹车过猛），金融危机就会影响到实体经济，最后演变为经济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发生经济危机，就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上就是笔者看待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肯定要发生的各种危机的基本观点——只要有逐利的货币资本存在，以后还会发生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这不需要预测。为什么说通货膨胀是危机的根源呢？ 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英美两国终于达成协议。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国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宣告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其核心内容是，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间就货币事务进行共同商议，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成立世界银行，这是一个由多个国家金融机构组成的银行集体，靠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的重建。具体货币政策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等。 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资产，必然给国际储备带来难以克服的矛盾。战后，由于世界黄金储量的限制以及黄金生产的停滞，美元在国际储备总额中的比重显著增加，而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要求国际储备相应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储备的增长需要仰仗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才能保证国际市场上有美元——不管是以欧洲美元还是石油美元形式（因为如果顺差，美国的美元又转回美国了）。但是收支逆差又必然影响美元含金量，引起美元信用危机。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又会断绝国际储备的美元来源，导致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美国政府清楚，即使这样，着急的不会是美国，而是对美国有逆差和顺差的其他国家。逆差国家因为入不敷出，那就只能借债过日子，自然着急。借吧，就承受巨大的利息和国内主权经济被侵蚀的风险，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过多举债惹得祸。不借，就要忍受国内经济的缓慢发展或者扩大主权货币供应带来的通货膨胀之苦。俄罗斯就是在1998年的卢布危机中先借款后来却拒绝了美元贷款而导致卢布崩溃。这正是国际收支逆差国家的两难。顺差国家呢？因为美元这种纸黄金的盈余，一方面要增加发行与美元等值的本国货币，使主权信贷受制于美元和美国，另一方面要忍受美元贬值导致美元储备缩水，而美元贬值同时还会降低美国产品价格而导致本国产品出口与美国的竞争力不足。 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人财富是由他外在的财物中能用货币衡量的实物构成的。国家的财富狭义地说也是由个人财富构成的（广义的国家财富是由物质财富比如土地、河流及海洋等，以及非物质财富比如国家组织，甚至文字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物质（财富），而生产是由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要素构成的。资本当然包括金融资本——它使生产更容易、效率更高。但是金融资本本身不是财物，更不是财富，虽然它往往表现为财富的货币形式。金融资本只是润滑剂，是为物质生产的要素之一，是为物质生产服务的。 发行美元的战略家认识到，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而投放的过剩美元正被兑换成马克和日元，从而抬高一种接一种的货币价格（也就是输出了通货膨胀，笔者注）。这种金融波动可能导致贸易协定失效，因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使本国货币与贸易体系脱钩，并安排实物贸易来保护变动的货币关系，甚至实施关税和出口补贴浮动，是阻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获益的唯一方法。（但是）美国战略家对欧洲和亚洲将会采取这些措施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证明是对的。国外经济体最终选择了支持美元，而不愿意冒因美国采取行动而导致货币无序状态的风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1967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就意识到，外国政府无力实施有意义的报复，也无法完全断绝与美国及美元本位的联系。两位银行经济学家——美国银行的鲁道夫?皮特森（Rudolph Peterson）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约翰?迪瓦尔（John Deaver，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门徒之一）径直建议，如果欧洲威胁要将其不需要的美元兑现为美国黄金，美国应该断然中止黄金销售，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并使美元下跌，从而阻止其他国家倾销美元。 有人算了一笔账，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假设在1983年，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万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５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4.8万亿日元。这时，日元兑美元升值到120∶1，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５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金融体系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 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落的十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正是利用这个时期实现了经济结构新的转型，并且积累起了更加丰厚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从日元升值的最后结果看，人民币的升值虽然能相对解决中美贸易的顺差问题，但是升值后减少的顺差会很快被其他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所代替。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不顺差，台湾地区、泰国或者说越南就会顺差。 在几次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总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退让妥协，以息事宁人，虽暂时缓解了争端，却为日后长期衰退埋下了伏笔。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元跟风贬值，以为能挡住热钱狙击，保护资产安全，却失去了东南亚国家的信任。日元与美元之争，让我们看到了围绕世界货币背后，是国与国的全方位较量。除了拥有财富和梦想，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更重要的还得看这个国家是否敢于面对压力，是否敢于承受风险，是否敢于承担起巨大的责任……国家意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元打败英镑，固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固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但是美元的去黄金化，美元贬值等过程，美国经济政策的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却是清晰的美国意志体现。相反，面临美元对其他货币主权的挑战和财富剥削，欧洲、西德和日本从来都是退缩忍让，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 我国的外汇储备既不是企业利润的上缴，也不是财政收入的剩余，是中国人民银行用自己印刷的人民币买下来的，是政府对老百姓的欠债。当然也有部分是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外汇储备多了，并不是财富多了，而是等额的人民币多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增加了国内人民币的流动性，制约了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简单说，比如中国想减少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国内投资过热，但是这时涌进来大量的贸易盈余，你就必须得增加货币供应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美元的金融霸权下，它的“发展”,不是为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而是为了美国等国家的国民消费需要。为了多挣美元，中国一头扎进了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欧美战略陷阱。一旦宗主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出现风吹草动，国内多个行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而这个产能，又是用了无数应该合理投放到别的方面的重复投资建成的。 不容否认，实践表明，外国投资确实能带来一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借钱总是要还的，而向外资的借款的偿还，一方面是货币偿还，从表面数字来讲，似乎并不吃亏，另一方面，却是隐性的实物偿还，包括劳动收入、土地租金、国家税收、自然资源以及环境破坏，等等。 第一次全球殖民地运动，争夺的就是市场!看看大英帝国的殖民史，就是一个市场垄断的历史。美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也是世界最大的。在国际贸易对各国的经济显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美国的政治家们把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当做筹码，它向哪个国家开放，就能让那个国家的经济不是腾飞就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反过来，它要是向你关闭它的市场，你的经济就会出现困境。因此，不管是中国，还是欧盟，或是日本，美国只要提出国内贸易法案的“301特别条款”,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就是对美国让步。 石油出口国将大量石油美元用于储蓄，投资全球资本市场，它们能为石油进口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提供资金，事实上等于是借钱让进口国消费高价石油。这种收入实际上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顺差)一样，是为欧美石油消费大国变相融资。由于石油收入是美元计价的，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因此，石油美元也是美元殖民的另一种形式。 石油输出国剩余的“石油美元”再寻找投资渠道，又因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资本市场，“石油美元”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银行存款以及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填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从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以其特殊的经济金融地位，维持着石油美元环流，使美国长期呈现消费膨胀、外贸逆差和大量吸收外资并存的局面，美国经济亦得以在这种特殊的格局中增长。 如果美国是贸易顺差，它的进口少，出口多，相应就是他国进口多，出口少，手里就没有盈余美元。但是一国还要向别的国家买别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美元荒”,美元不足。因此，如果美国一直是贸易顺差，美国之外的地方美元就会流动性不足。这样，美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贸易赤字，流向全球，变成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和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等。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如果美元发行过量和长期的贸易逆差，全世界的盈余美元都到美国买东西，还不把美国都买下来了?!而且美元发行过量，就会引起国内货币贬值和引发通货膨胀。顺差不行，逆差也不行，美元两难——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特里芬之谜”。当然，实际的经济情况和全球经济均衡比这复杂得多。美国的战略家们有办法。一方面美国用美元纸币向全世界购买美国需要的资源类实物，同时美国企业用“新钱”收割他国的实物资产；一方面向全球市场投人大量的流动性，同时拉高世界原油和粮食价格，用美国的附加值极高的军火武器和文化产品等手段消耗美元——即使这样，全球“勤俭持家”的国家手里仍有大量的美元盈余。虽然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没有被挤兑成黄金的威胁，但是美国并不满足，还想“借”这些美元资本为美国融资，实现美元的回流。货币被储存是备不时之需的，一国的外汇储备也是这样。这些暂时不用的大量的外汇储备一方面要预防国际游资的对本国货币汇率的投机攻击，一方面还需要有收益的。怎样投资呢，放眼过去，似乎只有美国的国债等金融产品比较保险。尤其是美国在世界挑起混乱和争端，制造大量的金融危机，虽然许多经济体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美国，但在格林斯潘所言的“投资偏好误差”下，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美国债券市场。过去的欧洲、日本，今天的中国都不例外。 经过美国发行到回流，这么一个循环，就让全世界的经济体共同分担了美元的信用膨胀，也分担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同时，过量美元也向持有美元的国家输出了通货膨胀——美元越多，就得增发同等价值的本国货币。今天的美国就是靠这些美元回流，为其日益庞大的“双赤字”融资和输血，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有那么多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发明”的金融衍生品和股市和房市泡沫等，因为美国必须要有这么多“金融黑洞”来吸收这些美元。当然这是后话了。因此，美元是不是继续大规模地回流到美国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异常关心的问题。正是这些回流的美元支持了美元的信心和造就了“强势美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元一度走强的现象，就是美元流向对美元币值强弱的最好诠释。有分析显示，自这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回抽资金自2008年7月到2009年3月底达到1470亿美元，而全球从美国撤资数量相应为865亿美元。由于美国从海外撒资回国后自救而非投资，于是美元坚挺。美国从海外撤资则造成多国楼市股市猛挫，进一步造成多国货币贬值；而各国从美国撤资造成美股下挫，撤回的资金主要用于汇率干预和收支急用。正是因为流入美国的资金比流出美国的资金多出600亿美元，美元才能相对走强。 利率的变化是改变美元流向性的重要的手段，是冠冕堂皇的“明手”;制造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是驱动美元流动的“暗手”。 要更好地理解美元头寸，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在其《美元两难》的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例如，美国的一家公司(C1)投放一笔美元到中国的一家企业(C2),资金必然通过美国公司在美国的开户银行(B1)汇划到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开户银行(B2),如果B2银行在B1银行开立了美元账户，则B1银行可直接减少C1的存款，增加B2的存款，即由对国内公司的负债转化为对境外银行的负债；而B2银行则将相应增加其在B1的存款，并增加C2的存款，即增加了对境外银行债权和对国内企业的负债。如果B2没有在B1开立账户，则双方需要找一个都有账户关系的另外一家美国银行再进行清算。无论怎样，这笔投资业务表面上看钱是由美国到了中国，中国企业拥有了这笔投资款项的所有权，但实际上美元头寸仍留在美国的金融机构，那里的存款记录才是“真正账户”,而中国的企业和银行所记录的美元存款归根结底仍属于“影子账户”。即使中国企业用美元进口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产品，其资金清算最终也要通过美国，只是体现为美国金融机构对进口国银行负债的减少而对出口国银行负债的增加。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向一家美国公司出口了10万美元的产品，美国公司通过其所在银行向中国在美国的银行，比如建设银行纽约支行的中国公司的户头转入了10万美元，建设银行的中国某支行就会在该公司的户头上增加10万美元的存款；但是由于我国实现强制结售汇制，该公司户头就会增加结汇时同等价值的人民币存款如果该公司需要从美国进口原料，就得用其人民币存款再换取外汇转给美国公司。央行收到这笔美元存款——这就是“外汇储备”,如果不再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再投资到美国债券，那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就增加了对中国的债务。那么这一笔交易实际上在美国金融机构手里就是数字的调整而已。美国头寸还在美国。由上述例子同样可以看出，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非贸易的往来，不管是直接与美国发生往来，还是与其他国家发生往来，凡是以美元进行清算的，真实的美元头寸最终都会归并到美国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美元用于全球支付清算并被广泛持有或储备，只是一种转账记录，实际上只是表象，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或美元资产只是“影子账户”,代表着所有权和调拨权，而美元的真实资金则保留在美国，是很难调离美国的，美国的美元账户才是“真实账户”。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绑架”全球经济。因为掣肘了各国的存款，拿住了你手里头巨额的债券——那是你的国民的血汗钱，也是你赖以发展经济的本钱。连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认，各国的外币储蓄是把一大笔钱放到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美元头寸现象，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国的主权信贷自主，是美元殖民的另一个表现形式。 受冲击的国家如果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就有可能稳住本国货币币值，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否则，就只能听任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一落千丈。股市和楼市价格暴跌只是一个表象，而实际的实物资产包括公司资产和国家的公共设施及资源类资产是跨国公司和美国的战略家们眼中的肥肉——于是，你总能看到每次经济危机后的各类“投资者”拿着大把美元来收割你的实物资产。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各国的汇率是本国认为的价值(实际购买力),本国的信心支撑它的汇率，美元的汇率则取决于别国对它的信心。对美国的信心和美元的信心需要危机，各种形式的危机，包括战争。今天为维护美元地位，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危机。美国也能很好地利用每次危机。比如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就成了美国全球反恐的大旗，在反恐战争的掩护下，美国加紧了赤字美元政策和对全球财富的掠夺。制造混乱是为了驱赶资本，控制美元的“正确流向”。打坏别的地方的稳定，就会造成资本抽逃，避险资金自然就会往美国这个安全地方跑。这也是近来人们常说的，“虽然美国没有能力使美元变得更好，但美国却仍然有能力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变得更坏”,换句话就是，“美元不是最好的，但是没有比美元更好的”。这种舍我其谁的美国霸权行为，可见一斑。 英国一直奉行大陆均衡地缘战略，始终以地缘战略利益划分敌友，或纵横捭阂、分化瓦解，或假借人手、火中取栗，积极参与介入欧洲大陆板块格局的演化进程，在很长时间里避免了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绝对强势的陆权国家。拿破仑称霸欧洲，它就出钱出枪组织反法同盟，封锁遏制法国；后德国强大，又反过来联合法国遏制德国；“一战”后德国战败，法国主张要彻底摧毁德国，它赶紧出面阻止，主张不过度削弱德国，要适可而止，留下德国以制衡法国；后来苏联上升势头迅猛，它又联合法德制衡苏联。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后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时，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元的经常性项目赤字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如果美国经常项目顺差了，就会发生美元荒，这是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特里芬之谜”的两难选择但是，以此作为财政预算赤字“善意忽视政策”和滥发美元的理论基础，就是说明美国铁了心要走“故意忽视”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要继续其美元的经济殖民战略。就像银行天生有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癖好一样，“道德制约”对美国不会起作用的，华尔街就是美国的缩影。 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先是英国为了扩张本国工业而争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后起的德、美等国起初则实行保护政策，它们工业实力壮大后，也要求“自由地”到世界市场上竞争。可见，美国最初选择贸易保护和后来选择自由贸易都是根据美国的国情出发的。即使美国极力向外推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可是美国的“301贸易法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以及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只买美国货”做法，一样是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 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基本相似，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也千篇一律，就是紧缩的货币主义政策：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的私有化，大力削减降低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通过让危机国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但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对美国 在这场运动中，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是实际操作者、获益者，是殖民运动急先锋和持剑冲锋的马前卒。四、跨国公司是殖民运动急先锋跨国公司之所以能跨国经营，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动力。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据说是法国人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以此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商品、劳动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定义，认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更广泛地传播，从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从这个角度讲，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该过程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科技进步和资金流动以及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但是，如果以此忽视或者掩盖新一轮全球分工和产业转移过程中财富转移的不公平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和愚昧。《世界是平的》一书的畅销多年就是这种短视的表现。 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和经济全球化很难说谁是因谁是果，或者根本就是互为依托。重要的是，全球化不是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国家来扶贫的，不是共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和谐地球村的。跨国经营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扩张的原始动力——追求利润。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全球化和服务外包，表面上看是劳动力转移，其实就是工资套利，进言之，就是劳动力剥削。 有分析指出，全部跨国公司生产总值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1/3,跨国公司内部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3,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0%。这些跨国公司都是名副其实的垄断组织。据《当代国际垄断——巨型跨国公司综论》一书提供的数字，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新经济)等部门，全部由世界500强中少则三五家，多则十几家的美欧日等国的跨国公司所垄断。飞机、汽车及零部件业就不用说了，化学工业前三名是法国巴斯夫、拜耳和美国杜邦公司；石油精炼业老大是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其次是英法公司；饮料业是有5家大公司，其中4家是美国公司。烟草业虽说中国是生产大国，但美英日三家大公司的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1%(%u4EE5上是1999年数据)。最引人关注的是，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业、生物技术产业等，在其兴起后不长时间内，就被少数巨型跨国公司垄断。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美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投资货币。美元的霸权必然使得美国经常项目维持赤字才能满足全世界货币流通的需要。二战结束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他国家经济则一片萧条，美国是唯一的贸易顺差国，其他国家均为贸易逆差。现在，美国成为最大贸易逆差国，其他国家则是贸易顺差国。当美国贸易顺差时，美元短缺便出现了。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更多美元去支付进口，但他们没有足够的美元。现在，美国保持了持续的贸易逆差，美元供给实际上已经严重过剩了。但是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赋予了美国一个特权：为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美国可向外国借人以美元计价贷款，而无须担心汇率风险。美国因此扮演一个最终贷款人和最终消费者的角色：从世界各国借钱，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费，另一部分投资于世界各地，通过“借短投长”的期限转换功能获取利差收益。美国资产以外币计价，负债是以本币计价，由此将由贸易失衡引起美元贬值风险转嫁给别国。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霸权使美元变成了国际货币。为了保证美元的全球流通；美国必须在国际收支平衡上，保持负数。不然的话，美国出口盈余，美元就又全部转回来了，其他地方就会出现美元匮乏。这就是美国国际收支长期赤字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基础，这也是发行世界货币的国家享有的好处，笔者宁愿叫它“垄断优势”。显然，这种好处是“铸币税”式的好处——就好比一国政府，可以控制其垄断的货币发行，“维持适度通货膨胀的偏好”。这种好处，必然促使美国滥用这一好处，因为持有这一关键外汇的国家会被迫资助他们的过度开支。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的“强势美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美元的信用价值强势，就是说与其国家财富和创造财富的潜力相匹配；二是指美元在供求市场上的供需关系是卖方市场，也就是供不应求。就是说，即使美元贬得一钱不值，但是如果美元需求强劲的话，它一样是“强势货币”。 广场协议的整个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阵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1985年以后，美元相对马克和日元的贬值趋势既没能阻止日本和德国向美国贷款，为其外贸赤字提供融资，同时也没有阻碍美国巨大的养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外投资。 由于日元、欧元以及现在的人民币等非美元经济体积累的是以美元标价的贸易顺差，维持合适的美元价值以支撑美国永久经济增长的成本，已被转移到这些非美元经济体，它们的明显特征就是工资长期相对较低和国内消费持续低迷。对于工资已经很高的欧盟和日本，惩罚就是削减它们传统的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 在各国呼唤美国采取强势美元的情势下，美国可能“果断”地升值美元，操作其实很简单，就是采取里根政府的“两高一低”政策：提高联邦存款利率，提高美国政府国债收益率，降低美国工商业税赋。通过事先持续的美元贬值迫使新兴经济体难以控制高通胀，而被迫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硬着陆。而投机资本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便会大量抛售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买回美元，从而造成金融动荡。趋利资本(美元)撤出大宗商品市场，贸易盈余大幅下降，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股市暴跌。资金大举回流美国。在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同时，拥有世界资源垄断地位的美国，可选择在高位卖出石油、黄金、武器还有粮食等，回笼美元；还可以抄底收购危机国的实体资产和控制他国产业，继续结算世界经济…… 这个超级大国拥有全世界约30%以上的生产能力，约20%的产品，50%的军费开支和绝大多数的顶级研究型大学，有大量的研发开支，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有非常好的人口构成，其耕地与人口的比例也是世界大国中最佳的。再加上美国有将其陆军和海军武装投放到8000英里之外的能力……因此保罗肯尼迪下结论说：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生产力和军事与战略力量，美国不可能是一个在一夜之间就被倾覆的帝国……" 由此笔者认为，经济实力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大小，还是劳动(人之要素，表现为工资及人均GDP)、土地(对农业而言表现为土地的肥力或者土地的农作物产出效率，对工业而言则表现为土地的租金)、资本以及能源的投入和产出效率。同样地，经济实力还与经济结构、管理模式甚至国家制度有关。 利用外资决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改革开放也决不是目的，也只是手段。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只是经济实力的一个方面，也是财富定义的一个方面，绝不是全部。 时至今日，现代的人类是不是应该从地球的角度来综合看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其实世界财富总量和人类的生产力的能量都是有极限的，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区间和空间里，财富的创造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和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起国家必然处于比较优势中的劣势。与斯密实际上维护经济活动中的强者利益一样，李嘉图维护的也是国际经济中的强者利益。 必须看到，中国政府现有的经济实力，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财富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结果。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为9.6%,%u800C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为14.8%,%u662FGDP增长速度的1.5倍。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年到2008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飞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先投资、后生活，是全体13亿中国人民的集体牺牲和共同贡献。中国政府的庞大收入，是烫手的，是对13亿国民的债务，对应着对13亿人口的责任。 但是，纵观历史，迄今为止，美国克服经济衰退与危机的手段无非有三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建设以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比如里根时代);新技术革命带动新一轮经济起飞(比如克林顿时代);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拉动生产带动消费和改变资源控制权、并激发民众走出低谷的心理潜能(大小布什时代)。 美国在亚洲西部和涉及北非、欧洲区域内实行主要针对俄罗斯的“以武为主”的大中东战略。其核心战略内容是肢解伊朗与南高加索的阿塞拜验组成联合体，肢解伊拉克，把土耳其和两伊及叙利亚所属的库尔德人居住区从这四个国家的领土版图中分割出来，帮助库尔德人建立民族统一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使其成为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最亲美国家。在现有的东欧对俄罗斯的压制态势下，在俄罗斯南线形成一道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南高加索国家在内的封堵俄罗斯南下的屏障，然后在美国的掌控主导下，再对包括伊朗、南里海、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在内的大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及相关的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进行符合美国需要的重新调配整合，从而完成这个大中东战略。在亚洲东部的环太平洋地区则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以文为主’的太平洋战略。这个反华制华、诞骗和劫夺中国财富的太平洋战略，其主要特点在于，在强大军事力量包围和威胁的高压下，对中国实行将其遇制、削弱和质变的“颜色革命”。因此它与以武打为特点的大中东战略相比较，更显示出了武力高压下的文攻色彩，由此构成了美国对付中俄的“东文西武”全球新战略。 及至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和世界工厂的大国地位确定，《世界是平的》一书在中国大行其道，国内一片繁荣气象。针对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导和无知，写一本专著介绍美国的美元战略和经济殖民的冲动就愈来愈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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