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深圳，一场定价300块的“特需”门诊让人记忆犹新，不是因为“特需”专家了解病情时轻松潇洒地嘲笑我们怎么可以“等”着肿瘤长大，也不是因为TA和TA的助手用超快的速度让老赵重复了一遍刚刚在前一家医院完成的一模一样的检查，而是因为当结果出来——可怕的“门静脉形成癌栓”呈现在影像报告上，医院却慢腾腾不安排与家属谈话。情急之下，我堵在特需门诊室外，截住忙进忙出的专家，专家才表情复杂地与我简单对话。对话结束，我感谢、请求出院、决意再不与这种专家相见。 四年后，不在深圳——对于求生的重症患者家庭，面对越来越深入和复杂的病情，飞向医疗资源更优的地方，是难以断掉的理想。从九月底至十月中旬，猛跑这个城市的一家医院。十一长假不算，这段时间里共有15个工作日，我们跑了9趟门诊，涉及5个科室，去重后累计见了13位医生。最初一趟门诊，叫多学科门诊，顺序见四位医生，涉及4个科室；最后一趟门诊，是真正的MDT规格，在一个诊室同时见3位专家，他们代表3个科室。3位专家依级别不同收费不等，总共挂号费用1300块。当一场魔幻的MDT完成，我差不多一夜未睡——花个大价钱，我把“死心”买回来了。MDT的来由 MDT之前，见过肝内科一位特需专家，TA呼应了我优先处理时隔两年10个月再次发生的门静脉癌栓的建议，同时直接发起与放疗科的会诊——针对这个危险又不好处理的部位，放疗是个可行性较高的手段。隔天上午，我接到代表放疗科的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告知结论是不适合做放疗。我追问为啥，回答说不是医生，无法具体回答。为了究个底、更为博个机会，我再次挂上放疗科一位副主任医师的号。这位医生，坦诚、细致，TA非常体谅我的“不死心”，说TA在处理肝移植患者上经验不充分，问我是否愿意再挂一个MDT的号——由几位专家同时出诊的号，这种号号源少、付费多（出几位专家，付几份钱），努力当然要到底，我欣然接受这位副主任医师的建议。约的时间很好，是紧挨着的第二天。可这场MDT，如果跟之前一样，问诊完成医院系统即推过来评价短信，我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至少附带两条理由的差评，这两条理由是：了解诉求不够详尽、沟通病人缺乏温度！ 如果没有对比地批评TA们，那叫武断、叫不客观，拿同一家医院前述肝内科的“特需”作对比，可以证明我的批评真地已算克制。那场“特需”，诊室里专家的对面是一名手脚麻利、沟通到位的助理，我带着PPT、以最快速度陈述完老赵过往病情和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年轻助理边仔细录入信息边夸赞我准备详实。在我和助理的妥贴配合下，我很快坐到了真正的专家面前。专家边看屏幕上助理的已录入内容，边问询TA关心的更多细节。总的沟通时长并不算长，但沟通很有效，我尽力陈述，专家评估中肯。时间差不多，我进一步提出根据我掌握的病情规律希望眼前能先针对肝门静脉开展治疗，专家给予应该尝试的回应并立即向放疗科发起会诊流程，接着把老赵叫进诊室，从病人本人了解病情、观察状态，最后将继续推进诊疗的几条结论落在病历页上。 回过头想，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完善”的前站，使得后来MDT时，三位专家反而大幅减少了本应该执行的问询工作量，更缺乏MDT必备之讨论环节——他们的眼神、语言，一直都在明示：这个病例，结论明显，有啥好讨论的？MDT的现场 MDT诊室门口，我和老赵正商议着还是我先进、他听我招呼再进——这是最近我们形成的默契配合。一位专家把门打开，示意我们进去。我犹豫了下，问：“要一起吗？医生？”专家很“大方”，“一起吧！一起吧！” 坐定，还是这位专家，问向我：“他知道情况吗？” 我略压低声音回答“不全知道”。这好奇怪啊！我必须回答TA，可我声音再低，老赵也听得见啊！这位专家接着转向老赵：“这个情况，都见我们仨了，你应该知道！瞒怎么瞒得住呢？……” 我听着脊背开始发凉！ 接着一阵无序的表达——不知道TA哪里是寒暄、哪里是正题，还是那位迎我们进门的专家在讲。云里雾里，总算听他讲到诊室里三位专家各自负责的领域——TA本人是肝外科，另两位一位是放疗科、一位是肝内科。好咧，我迅速把脑子里的问题往他们三位身上分配。可这专家话好多，像三位医生的总代言，TA一直在说，我飞速地根据情势优选问题、寻找时机，同时兼顾着拎一拎他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等啊等，除去讲三位专家各自基本属于这家医院所在领域的顶格这类（废）话，TA滔滔不绝地给老赵做心理建设：“你都这情况了，要有心理准备……” 治疗方案本身呢？医生，请你说重点！这是我心里的叫喊；表面上，我间或插话、想把TA引上“正道”。TA的表述实在繁冗，提炼下是这样：“因为你们挂了某主任的特需门诊嘛，TA发起我们的讨论了，我们一致认为不适宜做过度治疗……” 拜托！如果你们没有其他办法，“坐以待毙”就不用劝了吧？而且我们是资深病号、资深家属，只要你们传话的工作人员再稍微尽责一点，用专业的回答让我们直接“死心”，那我们就不需要挂重复的号，更不必挂什么MDT啊！ 听啊听，真地无法忍受TA的长篇累牍，我起身走到没怎么说话却已经在写门诊病历的放疗专家身边，去单独沟通。TA很冷，只管重复那几个很伤病人的句子：“这么多处（病灶），放疗还有什么意义？我不觉得有什么意义……肝移植术后的放疗，造成肝损伤、肝衰竭怎么办？……”对啊，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否则我就不会来找专家啊！我见缝儿努力地插针：“病人现在主要机能都没有问题，执行部分病灶的放疗，就一定会造成肝损伤吗？……我们不是要齐头并进处理几处病灶，我们希望有优先顺序，先控制最危险的部位！”……非常遗憾，与这位专家的沟通，没办法深入下去，不管我怎么表达，我都做不到让TA相信其实TA讲得再深入一点我是可以听得懂的，更做不到让TA认可开展些针对性地、个性化的治疗措施也许并不是天方夜谭！对话有头没尾、有去无回，放疗专家最早离开诊室。 跟放疗专家挣扎无效，“总代言”说的我吸收不到有用的东西，我又把力气转向一直不说话、似乎也抢不上时间说话的内科专家。我站起来、躬着身，这样离TA更近点，虽然“总代言”的声音一直没停过，我没有清静的时间可以运用，但没办法，只能同步比拼。我：“您是内科医生对吧？患者已经用过的药包括这几样，您看（指着清单给TA看）；但如果跳开一点肝癌领域的常用药，您看这几款是跟他的变异基因有对应关系的……” 内科专家眼神波澜不惊，瞟着我用手指着的几款药，目光停在一款药上：“这个可以试，但医院开不出来，可以试试外面的渠道”。我大喜，TA惜字如金，却印证了有一款药也许会有作用，这太重要了！我继续挣扎：“现在重新启用的靶向药刚用了两周，10个月以前一直用、用了近两年，这次希望它会起效，但我担心起效的时间会很短，那要不要现在就换新药？” 内科专家：“不能太快换，什么药都得一个月、一个半月才知道有没有效。”我：“那么，两款药叠加使用行不行？”专家摇头。好吧，懂了！话少、有效，比话多、无效，还强点！ 能挣扎的都挣扎完了，眼看耳听着“总代言”已经转战到中医的“扶正固本”上去了。拜托！您是中医还是手术大夫？我克制着回TA：“医生，患者的情况是肝移植术后，这种情况，手术医院特别强调不能乱服中药，这是——规矩！” 呜啦啦又一堆，夹杂着TA方言的很多信息被我的脑子迅速翻译、过滤然后抛弃。行啦，感激！只是您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没指望由您开出适用于器官移植患者的中药方子！ 价值1300的顶格问诊结束了，往家走，老赵出奇地乖。我没有预演到MDT那些神奇的场景也因此没有“保护”好他。我很恼火很难掩饰：“好了，狂跑了这些天的门诊，可以结束了。肝内科那位专家还给我预订好了TA下周一的号，再找TA看样子也没用，别的科室不配合，我马上把它取消掉。明天，换医院！”老赵不急不气，说了句：“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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