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强强
转发政治：理解政治的一个新视角
摘要：转发政治包括转发信息的政治化和转发过程的政治化。狭义的转发政治是指传统科层制的文件转发，广义的转发政治是指在网络公共空间政府和公民对政治信息的转发过程。转发政治的多重逻辑包括主体丰富性、内容政治化、载体多元性、动因双重性和机制效果性等。转发政治的具体内涵包含关系权的再生产、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化等。转发政治的未来走向包括网络转发政治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提升和转发政治的规范化与合法化。
关键词：转发政治；文件治理；互联网；公共空间
单春玲简历（网络配图 侵删）
一、转发政治的提出
转发，英文为forward，是for和ward合成而来的词，for有向前之意，ward意为朝向，forward就是向前发送的意思。转发的汉语含义比较丰富，就“转”字来说，具有转移、转送之意，是指将一个事物从一个空间转到另一个空间；就“发”字而言，有发出、送达的意思，是转的具体过程和目的。因此，一般认为，“转发”是通过某种特定方式将某事物送达给特定对象和空间的过程。转发的主体可以是国家、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也可以是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的公民；转发的内容可以是国家政府的政策文件，也可以是某种政治观点、图片、音乐等；转发的载体可以是传统科层制领域，也可以是网络的公共空间，比如微博、朋友圈、知乎等平台；转发的目的可以是宣传政策、意见征求、观点传播，也可以是社会交往中服从权威关系的表现。
相对于在生活中如此丰富的“转发”来说，转发政治一直没有受到关注和研究，国内外学者仅在科层制领域中的文件转发和传播学领域中公民的转发行为有所研究，研究的领域比较狭窄。国内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在科层制领域中的文件转发而带来的文件政治和文件治理。周庆智通过对科层制中基层政府文件转发和文件政治的研究而提出了文件治理，并认为“规范性文件对科层体系的代理组织发挥着指导、监督和约束的作用，即文件成为连接代理组织的党政权力、权威形式。”“文件治理发挥着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作用，一方面，文件治理具有在辖区内有效贯彻政治决策的能力，即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具备强制力的规范性文件内化为基层社会秩序的正式规范来源和权威治理形式。”罗大蒙和任中平通过对四川省G乡党政干部的访谈和调研发现，在基层政府中，文件是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性符号，体现带有强制性质的社会关系；同时权力的等级秩序决定了文件的权威性，乡镇基层党政领导对上级文件的偏好差异，无疑是其在权力等级秩序中的理性选择。谢岳将文件当作政治沟通的基本通道，提出文件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偏差为文件传递层次太多、容易产生文件的误读删节，还面临着缺少及时有效的双向沟通、信息渠道和手段不足等问题。李英从中层党政干部入手来分析文件政治的影响，认为在政府的实际运作中，文件有着政治统治、利益表达、信息沟通、政策指令、执行和转换等功能，一方面是党政组织内的权力符号，另一方面也是强大的压力机制。而且，文件的内涵也比较丰富，不单单指政策文本，也包括领导人讲话，中层领导必须紧随其后发表讲话，以作为表态和回应，进而一层一层下达，直到基层。同时，国内外学者围绕公民在互联网中的转发动机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赵宇翔从社会驱动、技术驱动和个体驱动三个维度研究了影响用户转发生成的因素和动因。单春玲、赵含宇基于强弱关系理论，以微博为例，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社会交往、经济利益、利他主义和自我效能对转发行为有着显著影响。孙会等通过对高频转发的微博进行文本分析，认为情感需要、自我认同、消遣娱乐和人际关系四个动机是公民参与转发的影响因素。李静、杨晓东通过对20个样本的分析，发现参与医疗众筹的公民的目的是呼吁捐赠和观点表达，主要受利己主义、人情交往两个因素影响，而不转发是受到医疗众筹项目负面评价的阻碍。陈姝等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来分析微博用户的转发行为，认为接收用户活跃度、微博文本和用户兴趣的语义相似度对用户的转发行为影响显著。汤胤等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选取微博为研究对象，发现“意见领袖”和个人感知中的自我效能和期望因素直接影响着个体转发行为，同时“意见领袖”又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影响着个体转发行为。黄椰曼、阳玉堃等人通过对中国社交网络上转发锦鲤祈福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从众心理、文化信仰和情景要素等社会导向因素和转发行为呈正相关，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对转发行为没有影响。
通过对过往研究的梳理发现，科层制中由文件转发带来的文件治理主要关注文件在转送过程中带来的权威和压力，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单向信息传递，仅局限于科层制度，不能反映当下公民在网络中的转发行为是一种横向和逆科层制的政治沟通。对于公民在互联网中转发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也仅仅是探讨转发行为发生的机制，却忽略了公民在转发过程中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没有对公民转发内容进行分类探讨，更缺乏对转发行为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基于在传统科层制的文件转发和互联网时代下公民转发行为的政治学分析，提出转发政治的概念，以扩展政治学研究的范围。转发政治就是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通过传统和网络的方式对于政策文本和与政治相关的观点、标语、图片、链接等的转发和点赞评论行为，包括转发的内容政治化和转发信息过程的政治化。转发政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转发政治发生在科层制领域，包括国家各级政府通过传统的文件转发和互联网的政务公众号转发来进行政策传递；广义的转发政治发生在网络公共空间，包括公民大众对于政府政策文件、政治观点、政治会议、政治标语、政治图片等的转发、评论、点赞行为而引起的政治化过程。
二、转发政治的多重逻辑
在科层制的文件转发行为中，政策下达和任务布置是转发的主因，遵循严格的程序和纪律；在互联网转发的行为中，载体、途径、内容、心理等都是影响公民转发的因素，遵循公共空间秩序和国家法律。转发往往是需要诱因的，而政治行为的产生也需要特定逻辑，因此转发政治的发生往往具有多重逻辑。
第一，就转发的主体来说，不仅包括国家和科层制中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新闻媒体等，也包括在互联网中的社会公众。传统的文件转发带来的文件政治只局限于政府层面，普通公众无法参与其中，由此也缺乏对政策文件内容的社会监督，公众只能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在互联网转发的背景下，公民的转发行为进入到政治领域，呈现出“逆科层化”现象，即公民对某些政治事件和社会观点的转发不仅可以实现国家政治社会化的目的，也可以提升公民对政府政策文件的监督范围和力度。在公民转发的主体中，网络话语人和一些人气明星、公众号的转发具有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第二，就转发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和以此在互联网上衍生的政策解读、政策意见、政策标语、政策图片等，也包括公民在互联网公共空间进行政治观点的阐述、政治事件的评论、政治漫画视频的制作、政治歌曲的谱写等。凡涉及政治领域的所有信息都是转发的主要内容，在互联网中形成了政治符号，比如“中国”“国家”“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等文本字符和国歌、国旗、军旗、党旗等都成为转发的内容。
第三，就转发的载体来说，一是通过传统的科层制体系进行政策文件的层层下发，二是借助于互联网的公共空间。传统的科层制体系中文件转发容易带来逢文必转的资源浪费，也会带来层层转送的信息偏差。在公民于互联网中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背景下，政府在文件转发的过程中通过政务网站以及公众号、微博等第一时间发布政策文件、政策解读，突破了传统文件转发的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同时，政府以及官方新闻平台也会发布某些政治观点、视频、图文等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宣传，公民将官方平台的相关链接通过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等自媒体进行转发，以满足社会公众的转发需求，转发载体的多样化带来了公民参与政治途径的多元化。
第四，就转发的动因来说，在传统的文件转发过程中，各级政府机构根据发文机关的职权来进行转发的选择，转发就意味着回应，就意味着责任的完成。在互联网中，官方网站、微博、公众号等政务媒体的信息转发量也曾经是政府新媒体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在严厉的考核制度下，政府各机构会要求工作人员必须转发，在社会上推广政务媒体。这样考核的目的一方面是提升各级政府的互联网意识，打造创新型政府；另一方面也是政治社会化宣传的方式，通过政策信息的发布来进行政治教育。总体来说，科层制中的文件转发以及互联网转发都是由权力压力、避责需求和宣传需要为动因的。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参与转发的动因主要是通过转发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
第五，就转发的机制来说，第一种机制是科层制内自上而下的转发机制，具体来说分为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传统的科层制文件转发，按照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层层转发，不得跨越层级转发，以此来保证政策文件的权威性；第二条路径是互联网内部的转发，突破了传统科层制的限制，中央政府制定的文件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之后，各个省、市、县、乡镇政府都可以进行转发，没有严格的层级限制。同时，网络媒体以及个人微博、公众号都可以进行转发，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传播，解决了传统科层制文件转发带来的信息滞后的问题，也加强了公众对政府政策文件的执行的监督力度。第二种机制是自下而上的转发机制，社会公众根据对政府政策、政府行为等效果进行评价，自发撰写相关文章、制作相关视频来进行网络发布，通过公民之间的相互转发来增强社会舆论，以此引起相关媒体的关注转发，进而起到政治监督的作用。第三种机制是混合型的转发机制，政府及其官方微博、公众号在特定日期发布具有政治属性的标语、旗帜、图片、音乐等政治符号，社会公众出于政治情感，对其内容进行转发，达到政府和公众的合意，以此来达到政治社会化的目的。
三、转发政治的多重内涵
（一）转发政治包含着关系权的再生产
转发政治发生在一定的关系之中，或是自上而下的隶属关系，或是自下而上的认同关系，有转发就有关系，而社会关系中内生着权力，权力本身就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无关系就无权力。传统科层制的文件通过层层转发来强化上级政府的权力，增强各个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权；各大新闻媒体争相转发政府文件也是想和政府建立关系权的一种策略；公众对于政府文件、政策观点以及热点评论进行转发是出于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关系权。
（二）转发政治包含着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公民由社会人成长为政治人的过程。传统的政治社会化主要是由政府、学校、家庭通过单向的政治教育、政治符号认知来培养的，而政治转发可以将原本由政治共同体中的政治机构选择和控制的政治信息转换为多条信息流在互联网中传播，政治信息传播和运动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结果就是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表现为政治文化的传播、交流、继承和发展以及政治文化的功能实现，即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的维持、变革和指导作用的实现”。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也为公民的转发政治提供了空间，一方面，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在网络上进行政治符号、政治文本的宣传，同时标注“请转发”的配文，以此来扩大公民转发的人数和转发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也会借助于特定的政治事件来进行网络政治化的宣传，调动公众的政治情感，参与到转发政治的过程中来，以此实现政治社会化。2020年3月17日8时35分，央视新闻微博客户端发布了“支援湖北医疗队开始撤离”并配上“转发，谢谢你为湖北拼过命”和相关图文，截至2020年3月19日17时，该微博的阅读量达2.6亿次，转发1254万次，点赞105万次，评论19.5万次。官方媒体和公民的自媒体相互结合通过转发政治的过程政治化提升了社会公众对国家“新冠肺炎抗击战”的认同和对医护工作者的尊重，弥补了政府单纯依靠“文件治理”的不足。
（三）转发政治包含着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化
现代政府呼吁公民更多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我国政府为扩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增加了弱势群体的代表比例，开通了政务网站微博来吸纳民意，还有各种听证会、民主吹风会等，都激发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普通公民已不仅仅满足于既有的参与渠道，而是更多地通过网络转发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参与到政治社会化、政治监督的过程中来，形成了“转发也是一种力量”的观念，实现了普通公众的政治参与，以此来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对网络舆情的关注。2020年2月27日，司法部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并通过中国法律服务网和司法部微信公众号进行转载，最大程度地吸纳社会公众的意见，以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随后，征求意见稿的相关链接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朋友圈中得到了广泛的转发，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
四、转发政治的走向
（一）互联网领域中转发政治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提升
互联网是一个聚合民意的公共领域，而科技的发展使得每个公民都具备随时随地参与转发政治的条件，只要拥有手机和网络，就可以实现“从用脚投票到用手转发”的政治参与，进而实现政治监督、政治社会化和政治认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在打造互联网政务的过程中，也会非常重视转发政治所带来的舆论力量。2019年4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对于政务新媒体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明确指出在信息发布、办事指南、互动交流、功能设计和创新发展五个方面做出相关调整，进一步为公民通过政府网站与新媒体进行转发政治提供了空间。
（二）转发政治将向更加规范化和合法化的方向发展
互联网的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转发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公务人员随意转发不当言论的情况，也出现了公众为了追求私利而滋生谣言并进行大面积转发的情况，这些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和治理。2018年8月26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明确了党政干部在使用互联网时需要遵循的底线。《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通过网络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五十二条规定：“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2019年7月2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互联网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将“通过网络编造、发布、传播违背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信用等信息，严重破坏网络空间传播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行为主体列入到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以上条例和办法的公布和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公务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转发政治行为。
本文刊登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32卷第3期（2020年6月）P47-5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农村基层组织资料收集与数据库建设》（编号：18ZA128）。
作者简介：孙强强（1989-），男，河南济源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基层协商民主。
